康有为未能看到什么

2017-12-17 06:00:00 来源: 解放日报 作者: 张晓波

作者:张晓波

曾在2011年以《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6年之后,带来了新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演变》。

该书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经历过20世纪席卷全球的平等革命,19世纪压迫性的“文明的标准”话语逐渐式微,帝国主义的丛林法则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中国既是这一平等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也是重要的获益者。此时此刻,以反思性的态度阅读康有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20世纪中国的道路,以及21世纪中国所蕴含的能量与潜力。

在当时中国,他是少有足迹遍历寰球、具世界眼光的人

《万国竞争》虽然由五篇互相独立的论文构成,但在主线推进上,有一个逻辑上升过程。副标题《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点明论旨,是把康有为的个人奋斗放进维也纳体系衰变历史进程中思考的一系列论题。

这里牵涉一个我们相对陌生的概念:什么是维也纳体系。本书第二序言,殷之光的《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对维也纳体系,对19世纪,有一个完整的叙述,可作为本书导言来看。

在本书里,19世纪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而是发端于维也纳体系构建、终结于一战的政治安排。对此,作者寻找到的中国历史镜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尊王攘夷、合纵连横。与所有国际体系一样,维也纳体系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变动之中调试自身,直至最后崩解。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与思想力旺盛的主要时段,就处在维也纳体系的最后崩解阶段。

新旧体系交置时刻,往往是政治、社会与思想界交互动荡时刻。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康有为是少有的足迹遍历寰球、具备世界眼光的人物,对“19世纪”,他是有一定“深刻认识”的。

讲康有为,必须注意两个层面,这涉及到史学、思想史方法的严肃性。

其一,康有为好作伪,是近代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也是史学研究者的一个陷阱。这种障碍,是个人虚矫伪造历史造成的刻意。书中“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一章,作者在处理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认识论的发端时,引用当代史学界已确证的证据链与史料,算是与“历史难题的康有为”建立了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其二,作为思想史家的康有为好自我修订。思想史处理的对象,往往因为情势变更与自身思想的繁衍而修订前作,这种自我修正,对于思想者本人无可厚非,但置入历史语境里去勘察,却会产生很大的时间谬误。书中常会取用一些康有为的“想法”,然后就其“想法”的时间先后作考订或推测,说明作者与康有为的“思想”时刻保持一定的隔离与审慎。

当然,关于康有为真实的想法,最可信的必然是“通电”、“书信”、“游记”、“发表在报刊并经后人编辑的讲稿”等大量有现场性质的史料,回避或谨慎处理在时序上或许被康有为倒置的思想观念,是这本书胜出的地方,也是作者的论述站得住的一个必要前提。

试图运用国际体系干涉中国事务,却往往幻想破灭

无论是在大清帝国政治转型中,还是混乱的民初时期,康有为要处理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再造新邦。

邦有内外,内是国内新政治的构建,它包括一系列的政治安排、经济组织与文化构建,外有新的国际关系组织、经济交往形态与国际交往规则。

19世纪的旧邦——大清帝国,内是由多元君主制为核心的集权帝国,外则是以“文明差序论”为行为思想框架、以朝贡系统为基本行为模式。维也纳体系塑造的19世纪,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是古老帝国与维也纳体系之间的冲突与误解。

康有为对19世纪末国际形势的认知来源,与中国大多数士子一样,不外乎一些较为时髦的报纸杂志所翻译刊载的列国报道。他认识到了列强之间有一个动态平衡,但在试图运用这个国际体系以干涉中国事务的时候,却往往捉襟见肘、南辕北辙。很多时候,他会不切实际地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与“大英帝国”兴仁义之师以救被困厄的大清君主这样的幻觉之中。而这样的历史反讽,在往后三十年康有为“想法”历程中,还有很多。

戊戌之后,康氏游走列国,多番比较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乃是升平世中的最佳载体,是中国最值得仿效的模板,小到德国猫屎啤酒的饮食文化、人民遵节有序的礼仪,大到德国的君宪体制、威廉二世的“雄才大略”,康有为都不吝赞词。

康有为积极考察德国的这段时间,是20世纪初的头十年。然而,历史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不过三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陷入东西两线作战。一战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瓦解,政体由君宪而共和,却也是一个糟糕而混乱的魏玛共和。威廉二世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表现,非但没有表现出一位雄主应有的政治家风范,反而处处显露性格中自负、偏狭等致命弱点。

康有为是把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当下,视为大清帝国未来的一种镜像。政通人和、工业发达、国势蒸蒸日上,君主英明又乾纲独断,这不就是康有为戊戌年间对于大清帝国未来政治图景的想象吗?

但康有为确实弄错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身处东西夹缝之中,两线作战的战争风险时刻悬在帝国头上。德国虽处“升平”之世,安知万国竞争的格局下,稍有不慎,就会全盘覆辙?刚愎自用、热衷武力的威廉二世,在继承俾斯曼政治遗产方面,不过是个巨婴。

关于中华帝国的构想,又一次撞了墙

一战之后,沙俄、奥匈、德意志、土耳其,四顶皇冠落地,维也纳体系土崩瓦解,君主立宪制不再是世界的主流。而在此之前,中国即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室逊位,共和成立。此时,康有为该如何表述他的政治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德国的挫败,切断了康有为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迷梦,但这并不表明他放弃了君宪主张,只不过在往后的表述中,他需要一种更为隐蔽的话术策略。

在对共和印象恶劣方面,康有为不仅是张勋的同路人,也是袁世凯的同路人。袁世凯、张勋对共和所理解的坏处,多半是出于对帝制的怀旧,出于私利的考虑,帝制好办事。反过来讲,民初君宪复辟之心不死,更多因素是共和确实办得很坏。

相比袁世凯与张勋,康有为则要复杂得多;无论是康有为对于共和体制的批判,还是在民初对于君宪体制的建设讨论,都要丰满圆润得多。康有为对于共和的“恶劣”,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思想来源。其一,在长达十余年与革命党人论战、遍历全球的游历中,康氏形成了一整套合乎逻辑的针对共和的理论批判;其二,他把自己在墨西哥大举投资房地产与银行业的失败,归结于共和体制的不稳定造成的高风险社会。

回溯康有为在辛亥前后话语策略的变化,也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所倾慕的是德式强势君主立宪体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德式宪制慢慢退出了康有为的话语体系。当然,康有为在1914年为袁世凯政府所提供的制宪方案中,仍然保留了德式宪制的基本要素:强势总统弱议会。但至少在话语策略上,康有为不得不向共和党人作了妥协。

1917年丁巳复辟,康有为向张勋提议的是复兴虚君共和的“中华帝国”,与英式宪制有一定相仿。君主承担的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国家元首一职恒定,政治竞争就仅限于首相以下,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同时,君主又以多元一体的身体维系各族。康有为的复辟方案,包含了对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的超越。

但在真正的历史实践中,康有为关于中华帝国的构想,又一次撞了墙。在丁巳复辟中,张勋给康有为的职位,是弼德院副院长,优渥待之,但不重用。张勋及其幕僚设计的大清帝国,君主仍然是乾纲独断,唯一的临时性政治安排,是鉴于小皇帝溥仪未成年,由他担任议政王大臣,处理军国大事。而这一点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也正是张勋被军阀反噬的要害所在。

1916年、1917年两次复辟接踵失败,康有为不得不在共和制之下,接着阐发微言大义。在此,作者重点分析了康有为1923年应陕西军阀刘镇华之邀而作的《长安演讲》,特别注意了康有为在此次演讲中所表述的一个概念,“不能共则不能和”。共,是基于康有为“物质救国论”所提出的概念,其核心要旨,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交通、制造业复兴、教育体系,形不成国家能力,落实共和也就没有了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碎片化的中华民国,连基本政治整合能力都缺乏,更遑论国家能力,于此,终其一生,康有为都在寻找一位能承担起政治整合重任的君主。

从康有为失败的地方起步,走向新的制度、秩序与文明

从全书体例来看,《万国竞争》的最后一章《小康、大同与国际体系》,是超出本书题旨之外的一章,同时又是大有新意的一章。本章的主角,不再是康有为,也不再是维也纳体系,而是中国共产党之制度创制与全球新秩序的讨论。

中国现代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宪制建国的追求,无非是共和与君宪之间的粗糙选择,那么这之后,以俄式革命为开端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超过“据乱世”、走向“升平世”的新方案。

康有为遍游欧美,不能说对俄式革命完全无知无觉,但在对待俄式革命上,他充满了怀疑与恐惧,认为中国尚处在工业不发达阶段,工业化尚且不得,谈何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康有为未能看清的,是19世纪国际体系中的内在矛盾的全貌,正是列强之间“大国协调”的最终破裂,使得这种协调所压抑的革命力量喷薄而出。康有为擅长观察“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而对于潜伏在统治结构之下的地火的力量,尽管有相当的同情,却缺乏足够的把握。

历史正是从康有为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走向了新的制度、秩序与文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组织与制度创设上作了回应。俄式革命基于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则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通过强有力的基层政权渗透力,以农业反哺工业,创造了自身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此之谓“旧邦新造”。新型政党,以组织农民的方式,先完成政治革命,而后社会革命,再后工业革命。新型政治组织形式召唤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并由此推进了国家能力建设的飞跃。(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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