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

2017-12-23 06:00:00 来源: 文汇报 作者:

传统的金石证史、补史的观点,今日已引起反思。只有充分理解新资料所特有的性质,才可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而不致只是把它们削足适履地嫁接入传统史料已经绘出的历史画卷中。

2017年11月18、19日,“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报告厅召开。会议由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共同召集,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江苏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与会。

近代以来,中古史研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但相较于其他断代史研究,今天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资料利用方面明显更依赖传统史料。在这片已经过精耕细作的领域里,如何寻找新的研究空间,成为学人的共同困惑。为此,会议围绕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这一核心问题,组织了若干专题报告和座谈。会议座谈嘉宾包括:陈苏镇、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陈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张学锋、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专题报告有:

陈鹏(吉林大学文学院)《东晋南朝的“十八州谱”与州郡著姓》;

陈爽《〈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佚史考》;

陈志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六朝的转经与梵呗》;

邓玮光(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历史系)《许迪案小考》;

方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朝佛教仪式疏文得名源流考》;

陆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

姚乐(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萧梁“三品蕴位”考论》;

于溯(南京大学文学院)《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

叶炜(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墓志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

重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

谈到史料的拓展,一般会想到出土文字资料的发现。就魏晋南北朝史领域而言,这类资料主要是简牍、文书、墓志。整理新出资料当然是史料拓展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陈爽在座谈中特别强调了对传世文献的整理,这也是他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陈爽认为,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十分繁荣,但其中绝大部分著作已经亡佚,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史学捉襟见肘。借助数字化技术,今天更应该重视魏晋南北朝史料的辑佚工作,也更应该和有条件注重对近似资料的史源学辨析。

陈爽的论文是对《世说敬胤注》中保存的东晋佚史条文进行辑佚,目的是“提醒大家在追寻新史料的同时还要特别留意旧史料”。文章指出,《世说敬胤注》多有长段的引录,较《刘注》那样的零星节引更能反映佚书原貌,且所引史料约七八成不见于他书,所记世系也多较他书为详,值得重视。评议人于溯认为,传统辑佚学有三个弊端:缺乏后期研究、忽视辑出文与其出处的关系、对“佚”的理解偏窄。本文的工作重点在佚文的后期处理,这是今后辑佚学发展的一个方向。由于《敬胤注》流传曲折,脱讹较多,给标点、理解带来困难,于溯、罗新等也对录文中一些具体的字句释读提出了意见。

陈鹏的论文《东晋南朝的“十八州谱”与州郡著姓》同样关注佚书,即东晋时贾弼和萧梁时王僧孺编撰的两份全国总谱。文章首先关注佚谱的文献形态,结合史料记载、零散佚文及敦煌出土的唐代谱牒,尝试考察两种十八州谱以怎样的体例著录诸州士族。在此基础上又讨论了总谱编纂与当时对地方士族的评定和管理问题。评议人姚乐提出了与作者不同的对“十八州”的理解,对于萧梁评定士族的方式与目的也做了深入阐发。

中古史研究重视、依赖传世文献,其实焦点颇为集中,而很多“边角料”长期受到冷落,陈爽讨论的《敬胤注》、陈鹏关注的六朝谱牒文献都是如此,陈爽就特别指出对于《敬胤注》的文献学和史学史研究几乎空白。另一类往往被忽略的是宗教文献。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与宗教史研究长期存在壁垒,本次会议中陈志远与方圆对宗教文献的讨论,则都带有打通世俗与宗教文献的整体视野。

陈志远《六朝的转经与梵呗》一文探讨中古佛教史家如何对转经僧、梵呗僧的事迹进行编纂。文章首先提出宗教文献中的高僧传类作品“在结构上非常接近官修正史”,而且与正史构建了对一代历史的总体认识一样,高僧传也“构成了早期佛教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由此倡导“以批判性的解读分析《高僧传》的史源与编排体例”。文章还注意到尚未被宗教史研究者充分开掘的古小说和墓志资料的重要价值,通过内典外典的糅合,力图突破齐梁佛教史家构建的图景。评议人杨晓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建议将“转经”一词改为“转读”,并认为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赵益认为高僧传分科也受到史书类传的影响。罗新指出女性在中古佛教造像记中大量出现,却几乎不见于佛教文献,认为女性对于宗教的早期推动应有重要作用,但缺少传统文献所关注的英雄式人物,呼吁思考如何把佛教史研究与真正的社会、被淹没的大众相结合。

方圆的论文《南朝佛教仪式疏文得名源流考》尝试在中国传统疏类文书的整体中认识佛教仪式中的疏文。文章认为佛教疏文是由于仪式所需的证明性而借用了世俗传统的“疏”之称谓,但这并不表明仪式内涵产生了变化。评议人陈志远认为以往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出土文书,本文则从《大藏经》中搜集早期佛教仪式疏文,是有益的补充。赵益认为本文偏向于文体学研究,并提示“疏”字原本有条陈的含义。

与受到冷落的部分传世文献相比,走马楼吴简这样公布稍有时日的出土文献反而经过了当今学者密集的整理与研究,但这并不表示最基础的文书学复原与整理已经达到极致。邓玮光的论文《许迪案小考》讨论的是走马楼吴简中一个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围绕许迪案的讨论是以四份木牍资料为主的,本文则借助“横向比较复原法”复原出两份竹简本案件文书。通过对这两份文书的

程式、内容进行细致辨析,对本案相关行政司法过程做出新的推测,认为本案并非由地方发起的基于一般行政程序的自纠,而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由中央主导推动的反贪案件,并结合史传讨论了本案的政治背景。评议人罗新认为,关于许迪案已经有多角度的丰富研究,而本文又做出了推进。关于文中对案件的政治背景的挖掘,罗新认为与其将这类反贪案件与辽东军事活动联系起来,不如将它们一并置于孙吴财政危机的背景中考虑。

新问题,新解读

除了以文献、文书整理为基础支撑起新的研究,赵益在座谈中谈到了新视角的重要性。他说:“史料的开掘就是领域的开掘,有新的问题、转换眼光,会发现史料中更多的信息和可能。”对于那些早被重视、经过了良好整理的文献资料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本次会议姚乐、于溯、叶炜三位所报告的论文都尝试以新鲜的视角处理并不新鲜的材料。

姚乐论文《萧梁“三品蕴位”考论》关注萧梁官班体制。围绕这一话题,学界已经进行过漫长的探讨,从姚文中回应前人诸说所占篇幅之多便可见一斑。在纷纭的论争中,作者能够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对主要观点做出简明扼要的评判或辩驳,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思考之深入。关于这一问题的基础材料是《隋志》所记萧梁三品蕴位、勋位职官,此外散见于纪传的相关记载,也在历次研究中被翻检利用。作者依托官制史研究的积累,对《隋志》记载重行录文标点并进行考释,依然纠正了此前的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借助音韵与训诂之学的启发,作者对蕴位、勋位的性质与作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而又合乎情理的解读,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感。作者还就南朝官制的基本史料情况,提出《隋志》编纂者存在使用北朝隋唐系统的制度观念曲解南朝职官体系的现象。

叶炜《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一文同时关注出土墓志和文集所收墓志避免写出志主名、字的现象,虽然利用墓志,但并非追求新资料之作,而是尝试对墓志作系统性研究。全面联系出土志石与文集的资料利用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与之相应的则是观察视角之新:关注墓志的制作过程、关注避讳文化的因素。文章认为墓志不书名字的现象“主要与避讳的性别因素以及避讳、称谓风俗及其变化相关”。评议人邓玮光认为集本不书志主名字有可能是文集为彰显作者文采,或为尊重死者而不书。张学锋提示了一方武周时期墓志材料,对讨论当时撰写墓志文和镌刻志石时的避讳处理问题有特别价值,又建议将同时有石本、集本的墓志做全文对勘,或许能有更多发现。

中古史书中出现了大量对时人记诵能力的记载,而且广泛涉及各阶层人物,但因史笔雷同又不无夸饰,往往被读者视为浮词滥调而遭到忽视。于溯的报告《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却认为,在这些“被抛弃的史料”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文献史和文化史信息。当时人常以诵得的文献与抄本相互校补,所诵文献具备版本意义,可称之为“记忆本”。记忆本在某些方面更能满足人对书籍的要求,因以风靡一时;惟其获取艰难,抄本又在通过不断的技术变革模拟记忆本的强项,最终导致记诵的现实意义下降,中古以后人们的记诵观念也更理性化。中古文献的形成和流传史,因为记忆本的加入,要比过去想像的复杂。评议人陈爽认为这篇文章思路精巧,很具启发性,但将中古时代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似乎过于笼统,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前后时期是否存在变化,又建议将文中使用的术语“手抄本”改为“写本”。陈志远认为中古时代写本占据优位,而记忆本是一种补充,本文对二者关系的定位可以斟酌。

从文字资料跨入考古资料

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主要而言都是针对文字的工作。历史专业背景的学者在面对出土文物时,总难免将视线集中于其上的文字。张学锋在座谈中指出,“从文献到出土文书这一步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献、文书跨入到文物,……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他扩展恩师永田英正关于史料运用的教导,认为无论对于传世或出土的文字资料,还是文物资料,都应该追问三点:为什么是这样的内容,为什么以这种形式,为什么在这里,“把这三个疑问搞通以后,没有文字的地下遗迹现象同样可以作为史料来被我们利用”。

陆帅的论文报告《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就跳出单纯对墓志文字内容的关注,将墓葬整体环境纳入研究视野。虽然论文题目称“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但实际上这方墓志并非新近发现,而是已面世近40年,作为为数不多的南朝墓志,此前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注意。由于该墓志的图版和录文一直没有完整公布,研究的展开受到制约。新近公布的图版并未提示任何墓葬信息,得益于对南朝墓葬、考古资料的长期关注,作者注意到该图版正属于此前已经公布的发掘简报中的墓志。作者还进一步注意到墓葬之外的地上遗迹,推测在另一份资料中公布的石辟邪很可能属于这座墓葬。由此,得以在全面的墓葬环境中对这方墓志记载的内容作更深入的讨论。

这方墓志原本三千余字,但现在能够辨识的仅四分之一左右。由于关键位置的残泐,此前学者对墓主身份多存在误解,也使得这方墓志定名不一。新刊图版虽然亦不甚清晰,作者克服诸多困难,释读出大量文句,判断墓主应为由北奔南的冀州人士,曾长期参与淮水一线的军事活动,包括浮山堰的建设。在墓葬环境与墓志内容的对比中,作者注意到墓志所记墓主身份属南奔武将,官位亦非极显赫,而此墓葬的整体形制则接近萧梁宗室墓葬。对这一矛盾,作者从墓主事迹的稽考出发,联系当时的南北政治局势及梁武帝的政策倾向予以解读。

在讨论环节,吴桂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指出此方墓志提及丧葬仪轨的安排及人员,是非常贵重的材料。张学锋特别肯定了以纯粹历史学背景出身的作者能够对考古环境有如此关注,并指出此墓葬形制与南朝宗室墓在本质上一致,类似墓葬的材料尚有不少(包括尚未公刊者),但大多数墓主身份不明,这也使本墓葬的资料值得继续关注。张学锋还提示作者除了从官位的角度审视墓主身份等级,还可注意可能的爵位因素。

将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是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的一个强项。利用会议间隙,与会学者走访了陵墓石刻、城墙、水道等六朝遗迹,张学锋、杨晓春、许志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长期从事考古研究的南京学者信手拈来深入浅出的解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座谈时,陈爽表示:“北大和南大各有优势,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南大历史学院有很多从事一线文物考古工作的学者,通过这两天的接触,他们对考古资料的解读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结语:文献·文书·文物

综合传世文献、出土文字资料和文物进行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位彼此关系。传统的金石证史、补史的观点,今日已引起反思。仅仅将出土资料中的文字与传世文献记载做简单比对,这样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学界要求。

所谓“新”资料,是相对于以正史为中心的传世文献的“旧”资料而言。这不是单纯时间意义上的“新”,更是资料本身性质上的“新”。只有充分理解新资料所特有的性质,才可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而不致只是把它们削足适履地嫁接入传统史料已经绘出的历史画卷中。文书学的研究,以及对文书性质的深入认识所推动的行政运作研究,是当今“新”资料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范例。中古墓志的大量出土虽然也刺激了家族个案研究,促使今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南北朝晚期攀附士族的现象,但与出土文书带给史学研究的冲击似乎还不能相比。学界对于在葬礼中使用、安放在墓穴中的墓志,还没有足够独立的认识。本次会议中与墓志相关的报告都有意尝试对墓志特性的认识,但从资料本身的合理利用到历史视野的拓展,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新近发现的资料,那些长期受到冷落的“边角料”文献,也能够通过对其资料性质的再认识而成为“新”资料。简牍文书的研究是由于超越了对单支简牍的内容的关注才得以别开生面,而今天史学研究利用中古文献的佚文,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单条文字内容的利用。在佚文背后,还需要了解中古时期的文献制作与流传,文本的拆分与重组等。这些涉及传统的文献学、辑佚学、史源学的话题,今天应该重新受到重视。

无论对于正史还是佚文,简牍还是碑志,与其说我们缺少的是资料,不如说我们最终期待视角与观念的突破。而这种突破若想造成深刻的影响,必定要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资料本身为基础。

(本讨论会纪要由会务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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