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修滋

　　母亲一生务农，她与新闻唯有的一点关系，大约是因为我这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儿子。

　　母亲上过小学五年级，一般的书报刊还能应付。虽然没写过什么新闻，但对新闻的敏感与理解，似乎不亚于我这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几乎每次回乡，母亲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推荐她眼里的所谓新闻和新闻人物：谁家那个大儿媳妇，婆妈瘫痪在床几年，人家就伺候了几年，那可不是吹的；邻村高家好几个儿郎，没一个给老人好脸看的，要点口粮都要不出来，逼得老头子大冬天里去集上捡白菜帮子……我心中窃笑：这些哪是俺那张省报能刊用的。

　　大约二十几年前，村南修了公路，双向四车道，左通镇政府，右连初张公路，宽敞平坦，绿荫夹道，村民皆喜。镇里年轻的报道员慧眼识珠，笔下生花，硬生生地编造出一个貌似合理的故事：村里的王老汉——我的父亲，眼见着公路一天天地通到了家门口，喜滋滋地打电话给在省报当记者的儿子——我，要求儿子一定得回来好好写写镇里头的领导们关心民生、发展经济的先进事儿。报道员把得意之作寄给了一家农村报，这家报纸的编辑与我相熟，拿与我看，我笑着掷进了字纸篓。晚上与母亲通话言及此事，母亲说：“路修得真是不孬，镇上也是办了实事儿。那个写稿子的人来咱家了，被我说了一通，红着脸走了。瞎编故事可不好。”

　　十几年前，父母来济南住过数年，他们喜欢南部山区那个清净的环境。为了给父母解闷儿，我给老人订了几份生活类报纸和行业类杂志，每到傍晌午，送报上门的邮递员就摇着铃铛隔着栅栏喊：“来报纸啦！”此时母亲一般是正在灶上忙着，用过午饭，拾掇停当，便坐到沙发上看起报纸，虽然许多时候看着看着就报纸盖脸睡着了，但看报却几乎成了她每日必修的功课，大到美国选举、中东开战，小到菜价涨落、小偷出没，她都知晓三分，我们哥儿俩来，话题也大多自此引开。

　　一日母亲问道：“那个叫什么庆什么冰的明星，挣那么多钱，还偷漏税，报纸怎么天天写他们？老农民挣个钱难死了，你们也不去写写。”又一日问我：“报纸上怎么那么多治病卖药的小广告，都是真的么？咱村从滕州搬过来的那个谁家的大小子，就是吃小报小刊上卖的药，差点吃出毛病来！”隔几日又问我：“我看报纸上经常搞募捐。咱疃里你张国舅他媳妇上坟被火烧了，浑身没几处好地场，不能帮她募个捐么的？看着怪可怜人的。”

　　每当此时，我常以言语敷衍，解释市场的竞争、办报的难处等。但母亲仍不理解，且执拗地认为：报纸是公家办的，就是不能写些杂七杂八的，就是不能满眼都是钱，就是不能看着老百姓遭罪不去管！

　　时间长了，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媒体母亲基本上是不看的。问她，她没好气地说：“不愿看。净说些好听的。今天去镇上赶集，又看见了那个拄着拐杖捡垃圾的老太太，她儿子儿媳妇都得了重病，孙子孙女上学，家里穷得叮当响。报纸也好电视也好，怎么不报报这些事？让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帮她，好心人还是多。还有，农村不赡养老人的事越来越多，为了一两百块钱的赡养费，几个儿媳妇打得不上门。这些事你们真该报道报道，这是社会风气呀，可不能敞着口子乱来。”

　　母亲重又回到老家居住后，念及她业已形成的阅读习惯，就想着继续给她订份报纸，这次她却不乐意了。“咱这里的投递员一周才来两三趟，来了报纸要么送到书记家去，要么放在小卖部里，刮风下雨的，谁能天天去拿呀。”我闻之，却无能为力。

　　最近一次回家，母亲柔声问道：“是不是报社日子不大好过了？”我惊问其故，母亲说：“现在城里乡下大人小孩成天价手里攥着个手机，谁还看报纸。”

　　细细品来，母亲话语不多，却几乎都在理上，朴素中透着深奥，询问中带着不安。不论是她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朴素理解，还是对能否正确处理两个效益关系的担心；不论是对报纸属性的界定，还是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呼唤；不论是对正面报道与监督报道比例适度把握的期盼，还是对基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关切，乃至对报业融合转型发展的期待等，都折射着一个农妇对新闻理念的心灵探寻与现实叩问。如是说来，大凡真理，都是朴素的、生动的、简约的，而所谓堂奥，不过是有闲之士有意无意的文字编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