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另一面:戏称写文章为“放毒”

2018-06-21 10:04:07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孙 越

  身在辽远的莫斯科,也经常听到这里的中国知识青年谈起早已作古的小说家王小波。往事如烟,在这里,在八千公里之外,他的名字虽然已经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响亮,也不像在北京时那么耳熟能详,可是又有人好像要故意勾起我的记忆。前一阵,不少人都问我关于王小波的故事,一位上海朋友从圣彼得堡来,问我:“你读过《黄金时代》吗?这个人特别逗吧?我们都快要乐死了!”还有一位是沃龙涅什国立大学文学系的陕西女孩,一到莫斯科就给我打来电话,弄得我哑口无言:“你说,王小波最近还写新书吗?我们那儿有些中国留学生在读他的书。你知道他的近况吗?”我觉得,不能怪罪这位文学青年,因为在俄罗斯,关于中国的资讯当然是要少些,而且一些信息比国内要慢些。但是,毕竟是信息时代了,了解一些情况还是很容易的。至少大家都在选择自己要读的书,并在思考。

  王小波身后,出来讲话或者写文章人已经很多了。把崭露头角的人铸成一尊神像的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排场热烈的活动和溢美之词的堆砌,会令王小波和大家在心理上产生疏远感。因为,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是大家的王小波,又是一个普通的王小波。

  在西单初见王小波

   我原来住在北京海淀的大学区,认识当地一批摆书摊儿的。他们说话糙,因为文化低,可是这帮人做买卖特会闻味儿,就拿我认识的这个摆书摊儿的来说,就极有市场眼光。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他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从摊位下面的纸盒子里拿给我,说:“我瞧完了,最后一本儿,拿走吧,写得真牛。”

  我看完了,觉得摆书摊儿的说得没错。职业习惯告诉我这个叫王小波的文字很有功力,我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正缺一个擅长杂文和小品文的作者,正四处托人寻访。我心里兜不住事儿,逮着一个能说上话的就叨咕两句王小波。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动,是京城有名的记者,整天抱着照相机在全国顶风冒雨拍名人。我跟他一说《黄金时代》,再一提作者王小波,他说:“哎哟,这人不会是我中学同学吧?”我赶紧把那本《黄金时代》拿给他看。

  第二天一大早,张动就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亢奋:“哥们,就是他,我们班的,整个一书虫,里边写的线条,是我们班的一个比较有姿色的女生,连外号都是我们班人给起的,哈哈,王小波他真能想像,其实他跟那女孩什么事儿也没有!”

  张动把王小波约出来给我认识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和张动是在西单的鸿宾楼请王小波吃饭。那年月,鸿宾楼是北京一流的饭馆,文化人都说,那是郭沫若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份的一天中午,大约十二点前后,那天刚下完雨,我和张动早早来到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等王小波。不一会儿,张动捅捅我说:“嗳,他来啦。”我远远望去,有个个子挺高的穿了一件花衬衫和大裤衩的男人,从民族宫方向趟着水过了马路,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他就是王小波。”张动说。

  王小波走到近前,张动介绍我们认识,王小波也不喜形于色,很矜持地握手,礼貌地讲话。他个子很高,头发很乱,嘴大唇厚,颜色深。特别是,他脚上灰色的人造革凉鞋给我印象很深,又脏又湿,脚趾又粗又大。

  落座之后,气氛活跃一些了,王小波讲话也多了些,他说起有趣的事,特别是他和张动共同的青春时代,还有那年月的点滴趣事,会发出轻轻地笑声,正如他讲话的时候如蜻蜓点水,声音小得几乎是在呢喃细语,那种情况与他一米八几的身高,在气势上完全不相匹配。

  用餐期间,我们聊的几乎全是《黄金时代》出版的事儿。王小波说,记得华夏出版社出书的时候还有一番磨难(比起王小波病故之后,花城出版社大张旗鼓地高调出书的时候要难多了)。王小波告诉我们,他的书是责编全力推荐,到了二审也是绿灯,就是最后一道关口有麻烦。后来,趁主编还是社长出差在外的空当,副主编一签字就发了,书一出就火了,一火就惹事了,一惹事出版社就倒霉了。不过书毕竟还是出来了,而且普遍看好。说到此,他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餐后,我们来到马路上,刚下完雨,到处都是水洼,王小波的脚又踩到水里,我又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灰色凉鞋和装在里面的大脚趾。我嘱咐张动给王小波拍几张照片,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已经答应给我的杂志写稿子,而我的刊物是要把文章和作者照片同时发表的。于是,张动开始发挥自己的专长,把王小波按在西单路口一家单位或是公司的灰墙上,大拍特拍,我在一边直喊别拍到王小波的裤衩。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张动用的是不错的一款尼康胶片机,就是有自动对焦镜头的那种。那天一下子拍了三十多张照片,后来照片洗出来,有一张我记得特别清楚,照片里身穿花衬衫的王小波,脑袋旁边有一个挺大的门牌号码,我老觉得这个号码有某种意义,似乎在预示什么——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在杂志上发的那张没有门牌号码。

  在西单为王小波拍摄的照片 张动 摄影

  戏称写文章为“放毒”

  后来,王小波开始给我工作的杂志供稿。那个时候,他对写文章的叫法就比较特别,不说是写文章或写稿,而是“放毒”,当然,他这样说也是因为我们后来比较熟悉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其实,他在很多杂志和报纸上“放毒”,并不是只在我这一家。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我那儿“放毒”比较随便和自如,让他觉得自由。后来,他给我写的《樱桃红》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那样的气氛和环境中“炮制出笼”的。另外,他之所以愿意给我写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刊物从不拖欠稿费。

  那时候电子邮件不发达,王小波就把文稿拷在磁盘里,或托人带来或邮寄给我。但是,他只要一有空,就自己跑到编辑部送给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他自己过来的时候居多。那时,我们就坐在编辑部北屋的会客室聊一会儿,他会一边抽着烟,一边轻轻地跟我聊天,这样的时光总是悠悠的,我们像在思想的秋千上荡漾,很惬意。

  王小波的稿子也并不是总令人满意。有一次,他给我写了一篇杂文,我忘了是什么题目。不到两千字的文章居然出现了几十处“狗屎”字样。主编跟我跳脚,都急赤白脸了:“你从哪弄来这么一篇臭烘烘的东西?”我只好硬着头皮说,“狗屎”是文章的创意需要,既然是创意,就可以商榷。回过头来,我赶紧给王小波打电话,问他能修改吗?他回答挺爽快的,就做了字句上的调整。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犹新。有一回,王小波给我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好像是讲演员表演何必真体验,最后竟然写到了麦当娜分娩的事情,还有大量妇产科临床细节的文字。他把稿子发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删改不可,否则采用的可能性不大。通篇看过,遣词造句和所写情节也有大过之处。

  没容我多想,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就追过来一个电话,她说:“你可千万别发啊,我这儿直说他瞎写,这样的稿子哪能发呀!”最终,这篇稿子没有在我刊发表。但是,我还是有心抢救它,觉得既然写出来了,就投到别处试试吧。于是,我就寄给一家周末报纸。几天以后,周末报的主编给我打电话,他轻轻地说:“给我这篇稿子,你啥意思啊?想毁我你就直说行吗?”

  记得是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电影互动节目的策划人,约王小波上节目,他欣然而来。我们在北京广播学院棚里实拍之前,导演要求我找一对电影人,他们必须来一场唇枪舌剑的对话,淋漓尽致地表现电影观念上的冲突。最后我选择了王小波和一个当时颇有名气的导演对阵。

  现场一喊开拍,王小波就特认真地谈起在美国看电影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看了上千部片子,最认可的只有伍迪·艾伦的作品。说到中国电影时,他几乎嗤之以鼻,他对中国电影的评论特别不屑。于是,他就和那位电影导演真的顶起牛来:王小波眼睛也不看对方,自说自话好莱坞,就跟在一个什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似的。后来,他还提了好几个问题,把那个导演噎得够呛,最后都插不上嘴,干脆不说话了,弄得全场特尴尬,节目也无法正常拍摄了。

  电视台的导演赶紧把我叫到后台,问我那人是谁,我说王小波,他说,没听说过。导演跟我说,下次换个有名的人来,这类无名鼠辈就是爱故弄玄虚地出风头!我很真诚地对导演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名啊,他冲我喊道:“名人不这么说话!”然后悻悻而去。事后很久,那位被王小波噎过的导演还满处打听:“那天跟我对阵的人是谁呀?”

  我还介绍王小波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一档文化访谈节目,他风格依旧,妙语连珠。然而,主持人也不买账,事后埋怨我说,你介绍的王小波在我们节目里讲话“阴阳怪气”。

  王小波生活简单不讲究

  不久,王小波就告诉我说,他在给导演张元写电影剧本,是他一直热衷表现的同性恋题材,就是后来在海外得奖的影片《东宫,西宫》。不过,客观上讲,依我看这部电影拍得还是比较粗糙,无论从故事的构架还是人物对白上看都比较简陋且程式化。很难说作为编剧的王小波该不该回避剧本写作的整体水准问题(据说在拍摄方面,还有可以谅解的制作经费紧张等问题)。

  看完这部片子后,我经常想,如果当时这部影片拍出来,并且也在王小波的评价之列,不知他该如何发言。后来,我把这部片子的影碟带到莫斯科,华人知识界看了之后,反映也比较平淡。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和王小波的一个故事。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北京影视界剧本匮乏,企业有钱,斥巨资找人写本子。大概是当年年底,或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剧本在北京市面价格最高到了每集人民币两万元,连初出茅庐的写手的稿费,每集也有八千元之巨。我认识的一个影视投资商要找人写电视剧本,题材极度无聊,是描写郊区女工为支持城里供应大白菜而忘我劳动的故事。我给王小波打了电话:“你想跟投资商谈谈吗?”王小波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只能用笔名写,并且叮嘱了我好几次。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桩买卖没有谈下去。

  不过,我记得那天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出来,王小波突然问我:“你说我有点闲钱,是买车还是买房?”记得我们当时议论了很久买车的事情,王小波问得很仔细,因为他好像要在轻骑摩托车和北京212系列吉普车之间做选择。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既没有买轻骑摩托,也没有买212吉普。至于他后来病故在顺义的那幢房子,是不是那次我们见面之后做的决定,我不得而知。

  整体上看,王小波的生活简单,不讲究。我有一回应邀到他北洼路的家做客,他正开洗衣机,挽着裤腿,穿一双拖鞋,摆在门厅的洗衣机(似乎是特简单的那种)轰隆隆地转,下水管子伸进厕所,水哗啦啦地流。他家南屋会客,进门左手是一书柜,柜下一条沙发,接着是放着数台电脑的写字台(一部是袖珍笔记本式的,一部老款台式的);右手是一排书柜,还有彩电和录像机什么的,都是那种最简单的款式。

  他给我沏了一杯茶,用的是一搪瓷缸子,就跟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工宣队师傅使的茶缸差不多,茶缸里面一圈黑乎乎的茶碱,我觉得他真的没拿我当外人。抽烟一般是美国骆驼,跟别人分享也不怎么在乎。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常常想起王小波不讲究的衣着,以及我们共同的光荣的七十年代。还有我们在一起时的话题:谁谁又出了什么书,又在放什么“毒”。当然有的时候是宋明理学和罗素。他讲话时的轻柔和时常释放出来的浅浅的笑声,确实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和他一米八多的身材不匹配。但,这的确就是他。

  那年春天,还是早春的时候,因为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劫银行大案,我因为要采访主犯的情人,特地跑到延庆女子监狱,回来后要写稿子,还给王小波打电话,和他讨论了一个情与法的问题。他跟我聊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去找个人,他可以帮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千万别说是我介绍你来的。”我当时因为忙于稿子,也就没有多问个中原因。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和王小波最后一次通话一周之后,王小波突然病逝。他离去的方式,竟然与我的好友,俄罗斯诗人、俄罗斯笔会秘书长特卡琴科的溘然逝世别无二致——孤独地、甚至是隔绝地死去,死在自己的书桌前。我最后与他告别的地点在八宝山灵堂。王小波躺在那里,人造革拖鞋、稿件磁盘和骆驼香烟都没有了,我怅然若失——从相识到变成永恒的时间实在短暂,一切来得太快,走得匆匆,我还没有缓过神来。事后很久,转念一想,天尊既然召唤他,他就是幸福的,只是不知道天尊让不让他尽情地“放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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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他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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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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