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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述祖《归藏》学概述

2020

02/28
来源:

大众网·海报新闻

作者:

王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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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光辉

  一、《归藏》即古籀

  《周礼·春官·大卜》云:“(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关于《连山》、《归藏》为何,历代注疏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为杜子春的“《连山》,宓戏;《归藏》,黄帝”说,认为《连山》是伏羲之易,《归藏》是黄帝之易;其二为《郑志》所云的“近师”主张的为夏殷之易说;其三为郑玄的兼取说,其在注《周礼·春官·大卜》时用杜子春的“《连山》,宓戏;《归藏》,黄帝”说,又在注《礼记·礼运》“孔子曰:‘《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一句时,以《归藏》为“殷阴阳之书”。庄述祖对《归藏》的判断,近于郑玄。一方面,庄氏与杜子春的意见一致,以《归藏》为黄帝易。潘祖荫《说文古籀疏证跋》印证了这一点:“(庄述祖)盖以《归藏》为黄帝易也”;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归藏》是孔子观殷道之书。庄述祖研治《归藏》,正是要挖掘商代圣王的经世之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发轫于黄帝,可观殷道的书早已经失传。庄述祖说:“隋《经籍志》云《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孔颖达亦谓《归藏》伪妄之书”。庄述祖要想发挥《归藏》之义,则首要工作是对其进行复原。在《答宋甥于庭书》中,他曾与宋翔凤探讨复原之法:

  近撰《说文古籀疏证》,颇有心得。窃谓《连山》亡而有《夏小正》,《归藏》亡而有仓颉古文。今就许氏偏旁条例,以干支别为叙次,亦始一终亥,名曰《黄帝归藏甲乙经》。记字正读,意欲以此书与《夏小正等例》,为夏、商之易补亡。

  黄帝除发明《归藏》之易外,还有两件事情可说。其一,命大扰造甲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筴”,张守节《正义》注曰:“黄帝受神筴,命大扰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造甲子即为造天干地支;其二,命仓颉造文字。许慎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在庄述祖看来,黄帝时出现的《归藏》、文字、甲子三者之间,必有关联。他说:“由文字以求甲子,由甲子以求八卦。知《归藏》纳甲之义,与周易相辅而行”。借着这种关联,庄述祖找到了恢复《归藏》的方法:通过研究仓颉古文推求甲子之义,由甲子之义推求《归藏》之义。在研究商周彝器之文的过程中,庄述祖越来越确信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其曰:

  余尝致商、周彝器文如震、兑、巽、艮,其字皆取象于月,是殷人《归藏》之卦,亦流传于吉金铭勒。推而广之,一名一物、一动一植,有文字者,悉寓至道于其中,非兵燹所能侵蚀,决可知也。

  于《复从子卿珊询古文大小篆书》中,庄述祖曾对古文、大、小篆作一区分:“古文、大、小篆之名,始于秦汉之际。古文谓伏生、张仓、窦公、孔安国所献及郡国间得鼎彝古器物铭文;大篆谓《史籀》十五篇;小篆谓李斯、赵高、胡毋敬所造”。依庄述祖,钟鼎之文为古文,秦篆之繁者为大篆,省者为小篆。有时,庄述祖把大篆也看作是古文。其曰“大篆亦古文也,故《吕氏春秋》谓仓颉作大篆,安得大篆之外,别有籀文邪?”鼎彝古器物铭文及大篆皆为古籀,涵摄有《归藏》之义。然困难在于,经秦灭学之后,古籀久绝师传,早已难以辨识。是故理解古籀,又不得不借助小篆。庄氏说:“古籀既亡,建武时大篆一残缺,故舍小篆无可征信”。而详载小篆之书,莫过于许慎之《说文解字》。因此,庄述祖的古文及《归藏》研究,与《说文解字》有着某种无奈的瓜葛。这种瓜葛,集中反映在《说文古籀疏证》一书中。

  二、古籀与《说文》

  《说文古籀疏证》本名《古文甲乙篇》,是庄述祖的未竟之作。后虽经其子稚蓂续补,仍不能完成。检庄氏之《珍艺宧丛书》,仅有《古文甲乙篇》目录及义例数条。潘祖荫《说文古籀疏证跋》详细记述了《说文古籀疏证》原稿失而复得,最终付诸梓人的过程:

  庚申乱后,原稿流转至粤东,为张振轩宫保收得,以归庄氏。甲申春,余奉讳里居,假录副本。凡四册,不分卷,不标目,部首属字颠倒陵杂。取其原目检校之,约存十之四。丛残剩稿,未易卒读。爰属元和管明经礼耕理董之,分为六卷,就所存者重为编目,并附原目条例于后,付诸梓人。虽非全壁,而先生复古之锐意,可借以略窥焉。

  原稿失而复得后,潘祖荫假录副本,与管礼耕理董之,定之曰《说文古籀疏证》。是书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然若仅以小学概之,亦浅之乎视庄述祖。于《说文古籀疏证序》,庄述祖明确表达他研究古籀的志向是“冀以通古今之变,穷天工之奥,辨万物之情,成一家之学”。所谓的“成一家之学”,即“想利用所剩无几、真假掺杂的古籀文,整理出距今千年前又属传说成分居多的《归藏》经”。

  《说文古籀疏证》中,附有庄述祖《古文甲乙篇》的《原目》和《条例》。据《原目》及《条例》,可观庄氏的古籀研究与许慎《说文解字》之间的微妙关系。许慎《说文解字叙》曰: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始“一”终“亥”,许慎依偏旁分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为五百四十部。然在庄述祖看来,这种分法没有把握仓颉造字的要指。其曰:“(《说文》)据形系联,不以甲子,但据篇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是以庄述祖对古籀文的排列,弃许慎之偏旁而采用甲子:

  《鹖冠子》云:“仓颉作法,书从甲子”。今即许氏偏旁条例,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二十二部。条理件系,触类引申。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

  观《说文古籀疏证原目》所列之“凡首条例”,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部,此即庄述祖所谓的“自甲至亥,分二十二部”。 基于对古文、甲子、《归藏》三者关系之观察,庄述祖变许慎的始“一”终“亥”为自“甲”至“亥”,以排列文字。

  此外,在解说某字时,《说文》以篆文为主,合以古籀。即许氏所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而庄述祖要探求的是古文之奥义,是故变更了此一叙次,先古籀而后小篆。庄述祖说:

  说文以古籀合篆文,是编以篆文从古籀,其叙次不能不为稍变。故先叙古文,次籀文,次篆文,然后解说其义。先叙许氏本义,次采诸家说,次附所见,用许氏《五经异义》例以谨按别之。

  庄述祖认可的古籀文,主要包括彝器文、说文古籀、魏三字石经、石鼓、汗简及古文四声韵中所载信而有征者。大多数情况下,庄氏用钟鼎文概括之。于《说文古籀疏证》中,庄述祖把这些文字放在小篆的前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以钟鼎校《说文》,非以《说文》校《说文》”。

  虽然庄述祖指出,他的《说文古籀疏证》与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具体的表述中,又无法完全脱离《说文解字》。是故庄氏不无遗憾地说:“是编虽以古籀为主,古籀所无,则以小篆弥缝其阙”。究其原因,一方面,钟鼎文真假掺半,难以辨识。庄氏说:“拾掇于钟鼎彝铭文,又往往出于橅篆者之手”,又说:“钟鼎有橅篆之失,有传写之讹,有古器之赝”。另一方面,庄述祖所得钟鼎文的拓本数量有限。其曰:“初意欲尽编彝器文为一书,而所得拓本甚少,多从橅本录出,往往有与小篆无异者。及得拓本覆校,乃大不然,故不敢自信”。

  三、从“为夏、商之易补亡”到自居“许氏功臣”

  本来,庄述祖研究古籀是为了发掘《归藏》古义,但在实际的论述中,却偏离了这个方向,转而通过正“篆体之误”,以“许氏功臣”自居。庄述祖说:

  证钟鼎文,所以正篆体之误。若舍《说文》而言钟鼎,是弃规矩而言方圆也。今采钟鼎文有可与篆文相发明者,备载其同异而论列之,不使唐以后如李阳冰诸人所臆改杂厕其间,庶可为许氏功臣与。

  又《复从子卿珊询古文大小篆书》云:“余所述《古文甲乙篇》,如此类者,皆以古籀文定之,冀为许氏拾遗补缺”。由最初的要“为夏、商之易补亡”,到最终给许氏拾遗补缺,作“许氏功臣”,其落差不可谓不大。可见“成一家之言”,决非易事。以至于李慈铭在读庄氏之《说文古籀疏证》时,就产生了某种“误判”。李慈铭说:

  其书(《说文古籀疏证》)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分“甲”至“亥”廿二部,以统诸部。其义多不可解,如甲部先以一、二、三、亖、上、王、正、示诸部,是也。而示下系以衣部,是何说也?钟鼎多赝物,又传橅多失真,读者亦以意说,庄氏条例中亦自言之,而据此以正秦篆之失,追颉史之遗,大率支离缪悠,凿空可笑。然庄氏本深通经学,思力勤邃,其引据纷纶,亦往往解颐,千虑之得,未始不有裨小学。

  李慈铭说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据此以正秦篆之失”,“未始不有裨小学”等等,并没有把握到庄氏的真正意图。或者说,“专取钟鼎古文以补《说文》”,“据此以正秦篆之失”,只是庄氏研治古文字中次要的、附属性的工作。在庄述祖看来,赵高造小篆,掺入了严刑酷法的东西,其言:“《史记》云赵高教胡亥书及狱,高之书即高之狱也。其意欲以渐渍其心,使不觉其惨毒。若以为理,固当然也”。此外,汉代以后,有大量彝器出现,虽真假杂糅,但许氏无法见到。是故正秦篆之失,为许慎拾遗补缺,当然有其必要性。只是最后次要的工作变为主要的工作,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事实上,庄述祖也早已经预料到,终其一生难以完成由古文推出《归藏》古义这一宏愿。在《答宋甥于庭书》中,他希望宋翔凤、庄卿珊能继续他的事业。其曰:“意欲以此书与《夏小正等例》,为夏、商之易补亡,未知能竟其业否。如精力不继而中辍,尚望吾甥(宋翔凤)与卿珊续成之。炳烛苦短,无可寄闻,特以此博吾甥一拊掌耳”。在《复从子卿珊询古文大小篆书》中,庄述祖亦向庄卿珊表明此番心意:“钟鼎不比五经古文有师相授受,今以一人通其读,窃恐斯事难专。况学植荒落,久病善忘,其不能卒业,可以逆料。幸吾侄有同好,他日可为去其穿凿,广其陋略,删其复重”。然宋翔凤、庄卿珊最终也没能达成庄述祖的心愿。台湾学者钟彩钧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即便达成所愿,也没有多大意义。钟彩钧教授说,庄述祖的古文字学研究“反映出他不但崇古,且欲上探天人之际,在质实的乾嘉学风中,表现出哲学家的倾向,虽然他的企图不可能完成”。并自注说:“《说文》偏旁次序就算真反映了哲学思想,也是许慎或其时代的哲学”。笔者同意钟彩钧教授的这一看法,不过,或可从另外的角度观察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的价值。

  四、辨伪与今古之争

  其一为辨伪。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列阎若璩,依江氏,阎若璩为整个清学精神的发动者、代表者,此一精神正是辨伪。梁启超评价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时说:“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王俊义教授亦认为这是贯穿清代学术史的基本方法

  至于清人所操辨伪之方式,林庆彰教授以阎若璩为例,总结有如下数种:从书籍之著录、篇数考辨;从佚文证伪;从抄袭古书字句和文意处辨别;从礼制、官制、历法、地理等证伪;从伪书的文章考辨等。然从古文字的角度对典籍进行怀疑,则是庄述祖的重要特色。其曰:

  六经遭嬴秦之厄,幸而得存于今,其无缺误者盖少。盖《毛诗》最古,《仪礼》、《周礼》次之,《礼记》次之,《公羊春秋》次之。其余若《周易》、《尚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则多晋以后之俗字矣。《论语》尚多古字,《孝经》、《孟子》、《尔雅》大底为后人妄改,而《尔雅》亦非完书,其羼入者更复不少。《大戴礼记》残缺,《逸周书》无善本,《管子》、《墨子》、《庄子》、《荀卿子》、《孙子》、《楚辞》、《吕氏春秋》、《战国策》皆周秦古书,间有可采。西汉诸子《淮南鸿烈》本最佳,以其为汉人解汉人书也。凡古字古音皆有裨于六书之学,悉篇卷过隘,不能尽载耳。

  以古字古音是否有裨于六书之学为标准,庄述祖把西汉之前的典籍分四个部分加以评判:五经中,《毛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春秋》多古文,《周易》、《尚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多晋以后之俗字;除五经之外的十三经中,《论语》多古字,《孝经》、《孟子》、《尔雅》为后人妄改;周秦子书中,《大戴礼记》残缺,《逸周书》无善本,《管子》、《墨子》、《庄子》、《荀卿子》、《孙子》、《楚辞》、《吕氏春秋》、《战国策》间有可采;西汉诸书中,《淮南鸿烈》本最佳。庄述祖所谓的“多晋以后之俗字”、“为后人妄改”,即是在怀疑经典文本的纯正性、可靠性。有意思的是,庄述祖以《春秋》三传中《公羊春秋》多古文,正好与传统的《公羊》为今文、《左氏》为古文之理解相反。由此,可引出今古之争的话题。

  其二为今古之争。皮锡瑞言:“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马宗霍亦言:“所谓‘今文’与‘古文’,皆指文字的字体而言。所谓‘今文’,指秦末出现的隶书,所谓‘古文’,指先秦之篆文”。依“子夏传与公羊高,公羊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的授受体系,《公羊传》传文至汉初才以隶书写就,故属今文经。《汉书·刘歆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又徐彦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则《左传》中多古文明矣。即使操今文的皮锡瑞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左氏春秋》古经胜于《公羊》、《穀梁》”。庄述祖何以视而不见,反道《公羊春秋》多古文?

  究其原因,乃在于三传之中,庄述祖对《公羊》持肯定态度,而这种肯定态度无疑承自其世父庄存与。庄存与于《春秋正辞》中,多次褒《公羊》而抑《左传》。譬如“《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据左丘,经将以何明之?经鲜不乱,传且失之诬矣”;又如“《公羊》奥且明矣,不可不学,《谷梁》、《左丘》眊乎瞽哉”。不同的是,庄存与对《公羊》与《左传》高下的评价,多从经、史的角度立论。而庄述祖对于《公羊》与《左传》高下的评价,则是从文本的纯正性,即是否有后人私改、误写立论。庄述祖说:

  《左氏春秋》经刘歆私改者,如“壹戎殷”改“壹”为“殪”;经杜预误写者,如“不飧”读为“不夕食”,此皆不明古义。刘之逞臆虚造,杜之袭陋传讹,其失一也。至若“舟鲛”为“舟渔”,……《说文》犹有可考,至晋以后古人无善本。

  依庄述祖,《左传》曾经刘歆的逞臆虚造,杜预的袭陋传讹,又夹杂着晋以后之俗字,是故其可靠程度不及《公羊》。通过研究古籀,庄述祖发现《左传》中有刘歆“逞臆虚造”之处,实开启了后来诸如刘逢禄、廖平、康有为等人攻击刘歆作伪的先声。

  庄述祖的《归藏》学研究,可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形容。这一由古籀偏旁推求《归藏》古义,由《归藏》古义推求商代圣王经世之志的追求,最终也成为绝响。即便如此,其也有重要的意义。《论语·为政》篇云:“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依照公羊家的理解,孔子制作《春秋》,是建立在损益前代礼乐制度之上的。那么,理解《春秋》之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春秋》本身,还应该照顾到前代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曾为孔子所取法过的。又《礼记·礼运》篇云:“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庄述祖把孔子观夏道的书定为《夏时》,把孔子观殷道的书定为《归藏》,转而投身于《夏时》与《归藏》的研究。就庄述祖的《归藏》学观察,其把《归藏》与古籀联系起来,试图从古文字中找出《归藏》的奥义。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庄述祖的愿望最终落空。不过,从辨伪与今古之争的角度看,正是在古籀的研究中,庄氏迸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今文经学意识。为后来的刘逢禄、宋翔凤进一步发挥提供了可能。潘祖荫说庄述祖的古籀研究“虽非全壁,而先生复古之锐意,可借以略窥焉”。或可套用此句话说,庄氏的《归藏》学“虽非全壁,而先生通三统之志,可借以略窥焉”。

  本文转引自王光辉《三代可复:常州学派公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初审编辑:魏鹏

责任编辑:王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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