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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吉祥图像艺术

2020

02/28
来源:

《葫芦文化丛书》

作者:

扈鲁 苗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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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葫芦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一种植物,在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葫芦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以福禄吉祥、纳福招财、驱邪禳灾的美好寓意,在中华文化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葫芦文化丛书图像卷》从葫芦题材绘画、剪纸、雕刻等吉祥图像入手,对葫芦吉祥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发掘阐释。眼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了最吃劲的时候,弘扬葫芦文化,对战胜病魔、驱邪禳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敬请关注。

  葫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瓜类植物之一,在距今约七千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破碎的葫芦和葫芦籽,另外在江苏、湖北、江西、四川、广西等地的商、周、春秋墓葬中也都有葫芦和葫芦瓢出土。有学者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中,认为甲骨文中的“壶”字即指“葫芦”,并推断我们的先民已经用葫芦作为盛水容器,也直接影响了后世陶器与青铜器的造型。而在中国古籍文献中有关葫芦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诗经》,《诗经·邶风》云:“匏有苦叶,济有涉深”;《诗经·卫风》云:“齿如瓠犀”;《 诗经·幽风》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诗经·小雅》云:“南有木,甘瓠累之”。其中的“匏”、“瓠”、“壶”、“甘瓠”均指葫芦,陆佃《碑雅》曰:“长而唐上日瓠,短颈大腹曰匏”、“似匏而圆曰壶。”之后,记载葫芦的文献更多,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统计提到葫芦的古书有近百部(篇),至于葫芦的名称也纷繁多样,如瓠、匏、壶卢、蒲芦、胡卢,还有机卢、瓤芦、范卢、扈鲁等。

  图像中的葫芦形象印迹可以说随着葫芦文化的诞生就已经产生了。在民间,葫芦不仅是人们日常的生活器具,也是民间重要的吉祥物。葫芦造型浑圆中空、密封性强,常被老百姓用来盛酒、盛药,做水瓢,做浮子、做播种器……,是最佳的天然盛器。另一方面,由于葫芦藤蔓延绵,果实多产,外形饱满,加上其谐音“福禄”,也成为民间的寄情之物,因此也产生了众多的葫芦吉祥图像。表现在民间绘画、雕刻、剪纸、刺绣、年画以及文玩、挂件等艺术中,且都与吉祥寓意密切相关。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中心观念,“吉祥”这一民间追求是中国一个延绵千年的永恒主题。按汉字训诂,“吉祥”可解释为“吉利”和“祥和”,说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说文》曰“吉,善也;祥,福也”,《释名》曰:“吉,实也,有善实也。”“羊,祥也,祥善也。”《周易·系辞》:“吉事有祥”。吉祥观念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愿望和对自我生活的美好追求,具有极强的理想色彩。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祈子延寿、纳福招财、驱邪禳灾是每一个人恒常的生命愿望。无论是生子继嗣、情恋婚嫁、喜庆寿礼、终老丧葬,还是劳务、应酬、家居、旅行等,都要图个吉利,俗话说“出口要吉利,才得人欢喜”。在中国传统的民间图像中,任何形象都富有吉祥寓意,“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可见,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形象多是意向性的造型,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最具典型性的象征性艺术。虽然民间艺术中的形象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但其中却蕴含了特定的寓意和内涵。因此民间艺术图像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装饰中所用的形象,二是通过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寓意。可以说,当自然之物注入审美主体的特定观念时,它便会与审美主体相联系并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意义,从而也由最初的自在之物转化为作为艺术的为我之物。例如葫芦的形态构造等自然属性,在审美主体的参与下很自然地与生命生殖联系起来,使它具有了特定的人文寓意。通过托物寄意、以物寄情的艺术方法,寄托了民众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化追求和愿望,这也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极富色彩的部分。

  中国传统的葫芦图像文化源远流长,且分布广泛,也形成了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 体现于各个民族的生活、生产中,究其原因应在于葫芦蕴含着多层意义。按照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理论,对葫芦图像的阐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图像学描述”,它主要探讨葫芦图像的再现、模仿的“自然意义”,包括形式、线条、色彩、材料及技术手段,是关于图像本体语言的阐释。第二层次称为图像寓意阐释学,它主要探讨葫芦图像所暗含的“常规意义”,是源于某种普遍的因果记忆或逻辑推理,即葫芦的“图像内容和寓意”。第三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它关注的是葫芦图像生产的文化密码,即彼得·伯克(PeterBurke)在《图像证史》中所说的“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可称为图像文化阐释学。古往今来,葫芦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寓意和象征意义,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题材,从而也产生了大量的葫芦图像艺术,形成了纷繁多样的葫芦图像体系。

  “瓜瓞绵绵”织锦图案(明代)

  葫芦图像作为吉祥文化,首先是被作为生殖崇拜对象而被描述的。在古人的观念中,许多民族都有葫芦生人的传说,认为葫芦是“太古之器”,是人类的始祖。人类学研究也表明,古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很可能发现葫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且外形圆润饱满,内腹中空,其内多籽,与女性孕育有着某种联系,因此产生了与生殖的关联。《诗经·大雁·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这“瓜瓞”就是指葫芦,意指“人从葫芦出生”,这绵绵延续的葫芦就是人所诞生的母体。在我国仰韶文化出土的人头形陶器——葫芦人,头为女性头,身为葫芦体,也正是母体崇拜的证明。在我国云南省的沧源岩画中有一幅图像,据专家分析推测就是“出人葫芦”——是一对葫芦的横置镜像,有人形模样的形象正从葫芦形穴心中钻出,这种描述也与当地佤族“葫芦生人” 的神话传说相吻合。也有学者指出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中的盘古就是槃瓠,, 也即葫芦,它是创造人类和万物的造物主,是人类的先祖。另外,古代婚俗有喝合卺酒的风俗。“卺”,古代结婚时用作酒器的一种瓢。旧时夫妻结婚时,将一瓠瓜分为两瓢,用线把两个瓢柄相连,新郎新娘各执一瓢以合饮,名合卺,也称合瓢,《礼记·昏义》曰:“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象征夫妻从此合为一体,也寓意夫妻好合、早生贵子。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认为葫芦崇拜也极有可能与男根崇拜有一定的关系。从葫芦尤其是“瓠瓜”的外形来看有男根的象征,恰似男根勃起的状态,也体现了葫芦所具有的生殖能力。这样的认识在晋西北地区有所体现,据说当地生男孩时都要在窗外贴一对剪纸的葫芦作为象征。由此,葫芦一体多喻,与人类的生殖建立起了有机联系,也成为了繁衍的象征。

  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我国民间还以葫芦作为多子的象征。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们都期望子孙满堂,多子不仅能解决劳动力,使家族富裕,更代表着家族兴旺,繁衍不绝,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观念。为了这种情感的需求,人们在生活中便从自然界中选择具有繁殖和生存能力强,或外在形态和内在性质上能产生“多子”含义的事物来表达家族繁衍的理想。由于葫芦是藤蔓生植物,果实累累、籽粒饱满,自然令人产生兴旺、繁茂的联想,故赋予了它“多子”的寓意。闻一多先生认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衍的最好象征。早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因瓜田里遍布着大瓜、小瓜,彼此又有瓜蔓相连,就以“瓜瓞绵绵”来代表子孙绵延、越来越繁盛。另外,葫芦藤蔓枝茎蜿蜒缠绕,还被称为“蔓带”,谐音“万代”,故葫芦与它的藤蔓一起又被称为“福禄万代”“子孙万代”。这种理想化的比拟产生了大量的葫芦图像艺术,在剪纸、刺绣、雕刻艺术中都有体现,诸如“葫芦娃娃”“葫芦童子”“葫芦生子”“子孙葫芦”“万代长春”等,其造型多是枝叶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派繁荣气息。有的是葫芦中有娃娃,“葫芦生人”在民间剪纸中是常出现的内容。陕西富县的一幅“生人葫芦”剪纸,在葫芦形中剪出一孩提,直发、曲腿,呈中心对称,以面为主,朴实浑厚;山东莱西的一幅“葫芦童子”剪纸,是葫芦中有一小儿,手持荷叶,坐于莲花上,整个形象构图饱满,线条疏密得当;还有一种是葫芦与童子形象结合,整个娃娃就是一个葫芦,将两种形象合二为一,表现“葫芦生子”的吉祥寓意。另外,“瓜瓞绵绵”也是剪纸葫芦最常见的题材,借葫芦结籽多、藤蔓长的蔓生植物特点来寓意多子多孙、家族兴旺、延绵不绝的美好期盼。

  铁拐李(祖国宝岛台湾)

  葫芦在民间还有神仙法器、济世救人的寓意。葫芦外表坚硬,内部中空,可以说是最环保、最实用的盛器,因此古时也是医家、道人盛装丹药的必需之物。古代医者、道人、神仙图像中常有葫芦相伴,代表着医药、健康,也有庇佑平安之意,也成为济世救人的象征。药店、行医也常以葫芦为幌子,“悬壶”也成为买药行医的代名词。中国古代的医道往往是合为一体的,医家多道人,道人即医家,历史上的陶弘景、孙思邈皆是如此,葫芦也成为他们的必须之物。另外,由于葫芦内部具备封闭、容纳、包藏的自然性态,使葫芦呈现出某些神秘的意味,也逐渐成为求仙之人追求的世外仙境。《神仙传·壶公》曾讲述过一仙道卖药济世的故事:仙人壶公常在集市卖药并广济民众,卖药时常悬一“壶”于座上,天黑后转身跳入“壶”中不见踪影,一个叫费长房的人偶然发现壶公遁入壶中,很是惊奇。壶公见其秉性不错,便带他跳入壶中,但见壶中“楼观五色,重门阁道”,壶天仙境,别有洞天。这是有关“壶天”灵仙之气的生动描写,也反映出人们对葫芦这一自然物的钟爱。葫芦也是道家做法的法器、宝物,道家认为它内含天地之气,发力无边,可以招神遣将、降魔伏妖。传统的神仙图像中,如太上老君、南极仙翁、铁拐李等身边常有葫芦相伴,或背于肩上,或挂于杖头,或捧于手中。传说太上老君有一个紫金红葫芦,产自昆仑山下仙藤之上,具有无比的威力,此外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旁还有五个葫芦,内盛仙丹,孙大圣大闹天宫时曾偷吃里面的仙丹。“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也有一个从不离身的葫芦,相传是太上老君所赐,里面有饮不尽的琼浆玉液,也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更有降妖伏魔的法力。山东高密的一幅“铁拐李”剪纸,双手拄拐、后背葫芦,脚踩云朵,线面结合,简约概括,已看不出铁拐李粗陋笨拙的形象,倒有几分可爱。山东胶南的“铁拐李”剪纸形象更为概括,画面基本以线为主,面部阴刻出五官,正面侧肩举葫芦,脚下祥云如团花,稚拙而精巧。山西浮山的“铁拐李”作品面部和服饰都为阴刻,曲腿拄拐,肩背葫芦,精神抖擞。而台湾的一幅“李铁拐”剪纸则采用写实的手法,将人物形象、体态以及铁拐、葫芦和祥云交代的清晰可见。在民间图像中,人们还常常用葫芦直接代替神仙本人,比如“暗八仙”,是以神仙所持的法器指代神仙本人。

  葫芦除五毒(山东蓬莱)

  葫芦的神性在民间也广泛出现于民俗时令中,成为收毒祛疾、驱邪禳灾的吉祥物。既然葫芦是神仙的法器,人们自然确信在日常生活和岁时节令时,也可以用它来辟邪禳灾。在我国不少地方,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都有或贴或挂葫芦图像的习俗。根据气候来看,这个时节是蚊蝇孳生,疾病流行的时候,因此民间习俗端午节有插艾草,饰“五毒”剪纸、喝雄黄酒等活动。民间“五毒”一般指蛇、蝎子、蜈蚣、蜥蜴和蟾蜍五种有毒的虫子,这些虫子经常在居室和田间出没。为了避除毒害,一方面用草药防止害虫盯咬,另一方面则用刺绣、剪纸等形式创作五毒图案、吸毒葫芦、倒灾葫芦等饰于身上、贴于门上,用以避邪。河北端午节在门旁插艾一枝,上悬纸葫芦一枚,借以避邪免灾。这类图像一般是在葫芦中剪出“五毒”形象,或再配以利剑、老虎、剪刀、雄鸡等,象征消灾避邪、追求平安的期望。辽宁在清代“端午节”门上要挂纸葫芦,曰避瘟疫。有些地方这月的初一就剪彩色葫芦贴于门楣上,初五晚上取下弃之;有的则是初五清晨将剪纸葫芦倒贴于门媚上,到午后取下丢掉,谓之泄气、泄毒。山东地区端午节多是剪葫芦装五毒,并饰以老虎、宝剑等,表示葫芦有收毒功能。除了端午节有悬纸葫芦的习俗外,其它节令也有用葫芦驱毒祛邪的传统。明代北京除夕就有门窗贴红纸葫芦的风俗,曰收瘟鬼;清代河南荥阳元旦也有悬葫芦祛灾的传统,“悬瓠于户,富来灾去”;在河南,旧时二月二常置葫芦于室内,敲屋梁以祛除蝎虫;在晋北地区,谷雨节时家家墙上要贴葫芦吸毒或宝剑斩蝎子的剪纸,寓意葫芦宝剑一出,五毒害虫俱亡;云南旧时,在立秋时则以红布剪出葫芦形,并缝在儿童后裙上,用以祛疾。山东蓬莱的一幅“葫芦除五毒”是在葫芦底部剪出五毒,上部剪出猛虎,葫芦则以拐子纹装饰,葫芦口部是方孔钱,葫芦后部则插一把利剑,其信息量很是丰富。还有一种“除五毒”剪纸是将五种毒虫围绕在葫芦外部,有些则只选择几种毒虫作为装饰。民间普遍认为葫芦是有仙根的宝物,多为神仙的降魔器物,用葫芦来降伏毒虫、驱邪禳灾是最好的寓意手法。

  十二生肖(辽宁葫芦岛 马松林)

  在众多葫芦图像中,有一种将葫芦与十二生肖结合的表现形式。生肖是古代以十二种动物代表十二地支来记录每个人出生年的方法,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以动物纪年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明代李果补校《事物纪源》载:“黄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命兽属之。”清代考古学家赵翼的《陔余丛考》中也有此记载。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代墓葬出土的一批《日书》竹简中,记载了战国时秦关于选择吉凶日子的内容,其中有十二生肖的祥述,但同今天的生肖兽属略有不同。最早完整记录十二生肖且与今天相同的是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物势篇》中记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一文中根据《陶斋》“新莽嘉量铭文”认为,十二生肖“始见于东汉。但非创于王充,亦不始于东汉。”可见十二生肖习俗大约产生于战国后期,西汉时趋于完善,东汉时已定型并在民间流行。十二生肖流传于民间不仅成为中国的纪岁传统,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更多的创作题材。然而,十二生肖成为民间艺术中的形象并非单纯为纪年所用,而是与“生辰”崇拜、求子生育的等吉祥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各种民间艺术创作中,艺人们不仅将普通动物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而且在这些生灵自然习性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文化意义,譬如赋予“鼠”多子、丰收的寓意,给予“羊”仁义、知礼的美誉。在葫芦生肖图像中,十二种动物形象或是置于葫芦内,或是站于葫芦上,形态夸张变化,富有装饰情趣,另外还有的运用拟人手法创造出具有人格的艺术形象,这种构思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寓意,也能看出中国人对动物特有的情感。

  在中国民间吉祥图像中,谐音是最为常用的表现手法。“谐音”是指在同音或近音的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借用或转换,也即“以声托事”, 它是以生活中常见的原型事物的语音去谐音被表现事物的语音,从而达到从特定意义上表现事物的目的。由于中国文字与语言很多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因此形声或象声、谐声成为构成汉字的常见方式。汉字中的形、音、义互相依托、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逻辑,也使中国的传统图像艺术产生了无穷的变化。在吉祥图像中,谐音有同音和近音两种。同音如以“蜂”代“封”、“猴”代“侯”,组成“封侯挂印”;近音如“大”与“太”、“小”与“少”而构成“太师少师”。葫芦作为吉祥事物,人们自然少不了对它的演绎。葫芦谐音“福禄”、“护禄”,“福”即幸福、福祉,引申为荣华富贵;“禄”指俸禄、薪给,引申为高官厚禄,同时“福禄”也包含着“寿”、“喜”、“财”,象征着幸福、福气,这是人生追求的最高愿望。另外,葫芦其延绵不断的藤蔓被称为“蔓带”,谐音“万代”,故而葫芦与藤蔓合称“葫芦蔓带”、“蒲芦蔓带”,寓意“繁育生育、子孙万代”,是“福禄吉祥”、“健康长寿”、“大吉大利”的象征。有关这样的吉祥图像很多,譬如葫芦与藤蔓寓意“福禄万代”,葫芦与猴子表示“代代封侯”,葫芦与花卉组合象征“万代长春”,葫芦与铜钱寓意 “葫芦纳财”, 葫芦与蝙蝠组成“福上加福”,五个葫芦可称为“五福临门”,葫芦与笙组合代表“葫芦升”。另外,还有一种以福、禄、寿、喜等文字或花卉、器物组合的葫芦图像,多用于祝寿、贺喜等民俗活动,都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的美好追求,同时也丰富了葫芦图像文化的内容。

  葫芦与文字的结合也是剪纸中常见的形式,多选用具有吉祥寓意的“双喜”、“寿”、“福”等文字,再配以花卉、器物、盘长等,具有吉祥喜庆之意。山东滨州的寿喜葫芦,在葫芦内上部剪出“寿”字,下部剪出“双喜”,简洁大方。另一幅寿字葫芦在葫芦丫腰部位安排“寿”字,上部是寿桃,下部装饰双凤牡丹,端庄缜密。与北方风格不同,广西桂林的一幅寿字葫芦,葫芦内部篆书“寿”字,外部花卉装饰,线条纤细,玲珑精巧。在葫芦中通过不同的程式化装饰形象来组成吉语也是剪纸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如葫芦与蝙蝠组成“福在眼前”、葫芦与凤凰、牡丹组成“凤戏牡丹”等。

  蝈蝈葫芦(河北蔚县)

  葫芦图像也常常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农闲之余或谈情说爱的艺术形式。“蝈蝈葫芦”是民间葫芦剪纸中的题材之一。蝈蝈葫芦是民间用来盛装鸣虫的虫具之一,其剪纸作品常采用小团葫芦和丫要葫芦,或者在上部开口,或者在侧面开口,蝈蝈或趴于口部,或伏于内部,或在口部露出半个头,双须翘立,身体收紧,仿佛要争相鸣叫,另外用花卉装饰,生机盎然。河北蔚县的一幅蝈蝈葫芦染色剪纸中,蝈蝈硕大,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葫芦刻画以线为主,纤细轻巧,侧面装饰蝴蝶和花卉,采用五、六中颜色染色,整个效果色彩艳丽、玲珑剔透。在蝈蝈葫芦的剪纸中,无论是葫芦上的纹样装饰,还是蝈蝈的形态造型,都充分表现了剪纸艺人丰富的想象力。香包,也称荷包、香囊、香袋等,是人们日常佩戴的装饰品。又有钱荷包、烟荷包、香荷包、针线盒包、褡裢荷包等,用途不同,结构也有差别。据《清嘉录》载:“在苏杭一带妇女制绣香囊绝小,内装雄黄,称雄黄包,系襟带之间以辟邪。”这也是端午时节的节令风俗。香包还是爱情的信物,在民间,当姑娘芳龄来临时便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刺绣技艺,将自己的梦编织在这小小的荷包上,送给自己的情人以寄托爱恋。山西的民间小调《绣荷包》唱到:“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呀杨柳梢。三月桃花开,情人捎书来,捎书书,带信信,要一个荷包袋。”可见这小小的荷包寄托了男女恋人绵绵无尽的情意。传统荷包通常以丝织物做成,上施彩绣图案,有些配以长长的线穗,其造型、质料、纹样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一种荷包造型上小下大,中有收腰,形似葫芦,称之为“葫芦荷包”。这种刺绣荷包外形为葫芦状,其上装饰吉祥图案,诸如人物鸟兽、花卉草虫、山水楼台、文房四宝以及吉祥符号、吉祥语、诗词文字等,不仅起到装饰作用,更重要的是蕴含着吉祥寓意。作为一种祁福纳祥的文化符号, 其题材如“麒麟送子”、“凤穿牡丹”、“蝶恋花”、“鱼戏莲”、“喜鹊登梅”、“榴生百子”、“福在眼前”等,皆取意吉祥观念,从爱情、婚姻、子嗣、仕途、富贵、平安、长寿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民间劳动大众的淳朴观念和情感寄托。纹样也有繁有简,并且巧以色彩搭配,或色明艳丽,或古朴雅致,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赋予刺绣“尚俗”、“尚雅”的不同情调,也强化了女工造物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葫芦图像艺术蔚为大观,透过这些艺术形式,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葫芦纯朴的生命品性,更能窥见不同生态环境中不同文化、审美、信仰、风俗所塑造的人文景象。作为具有独特美学特征的葫芦图像,它不仅从一定角度展现了传统艺术的发展脉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借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葫芦以独特的寓意特点也成为普通大众表达或寄托美好愿望的重要艺术题材。随着时间的推移,葫芦图像艺术在不断地变换着不同的艺术形式,也成为新时代表达美好生活向往一条重要途径。

初审编辑:魏鹏

责任编辑:王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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