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海报新闻 媒体矩阵

大众网
全媒体
矩   阵

扫描有惊喜!

  • 海报新闻

  • 大众网官方微信

  • 大众网官方微博

  • 时政公众号爆三样

  • 大众海蓝

  • 大众网论坛

  • 山东手机报

山东手机报订阅方式: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SD到10658000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SD到106558000678

电信用户发送短信SD到106597009

首页 >滚动新闻

不同年龄人群锻炼行为改变的调节变量探究 ——基于对HAPA与TPB整合模型的测评

2020

03/03
来源:

《体育科学》

作者:

周君华

手机查看

  摘 要:为提高人们对健康锻炼行为的预测和干预效果,基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HAPA)与计划行为理论(TPB)整合模型为测评基础,通过对中国城市青少年(n=152名)、大学生(n=204名)及城市健康成年人(n=97名)进行问卷的调查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HAPA与TPB整合模型更适合对健康成年人锻炼行为的预测与干预,理论模型更接近真阶段模型(非连续性模式百分比分别为35%),而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显得偏低;(2)行为意向、行为计划和锻炼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中国健康成年人群体中三者的路径系数呈显著性(Y行为意向与行为计划=0.47,p﹤0.05;Y行为计划与锻炼行为=0.48,p﹤0.05),而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则表现不一;(3)行为意向的前因变量在不同群体中表现极不一致,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对锻炼行为的显著直接路径,而非以往认为的间接路径。同时,研究证实,父亲的锻炼行为对青少年群体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路径(=0.47,p﹤0.05)。结论:该整合模型更适合对中国成年人健康锻炼行为的阶段干预和预测,对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的干预和预测仅得到部分支持,许多前因变量存在对锻炼行为显著地直接路径(如社会支持,主观规范等),而未能呈现阶段性特征,根据不同群体的变量特点进行干预策略实施才能更加提高干预的效果。

  关键词:锻炼行为;健康行为过程取向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调节变量

  1 问题的提出

  锻炼行为的形成与干预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理论研究也是锻炼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国内外不少文献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并逐渐形成了多种较为成熟的锻炼行为理论模型。从当前的主流模型来看,主要有健康信念模型(Maiman,Becker,1977[1])、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85[2])、转换理论模型(Prochaska,Diclemente,1992[3])、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1986[4])及健康过程行为取向理论(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简称HAPA;Schwarzer,1992[5])等,人们对这些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展开,并且取得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在健康信念模型方面,熊明生(2004)对健康信念的模型研究指出[6],该模型对疾病、保健方面的锻炼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由于存在较多的变量,使得人们无法清楚地认识哪种或哪些变量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张力为,毛志雄(2003)的研究认为,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并非是为了避免疾病[7]。因此,风险认知这一调节变量成为人们争执的焦点,认为这一变量的预测作用是不存在的。在其他几种测评模型方面,也存在诸多类似的现象。社会认知理论的最大不足在于它的复杂性,虽然能够对锻炼行为的一些影响因素做出解释,但由于变量间的关系不明,且存在测量有效性问题,致使从干预的角度来加以实施难度较大。自我决定理论强调的是动机的作用,并强调意向这一中间变量,认为行为意向是锻炼行为形成的关键调节变量,人们通过内部动机的提高来改变行为意向,并促成锻炼行为的形成。然而,该理论却并不能处理好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关系。

  与前面诸多理论相比,计划行为取向理论(简称TPB,下同)与健康行为过程取向理论(简称HAPA,下同)似乎在诸多研究中表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和一致性。计划行为理论假设,人的行为取决于行为意向,行为意向由个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所决定。同时,主观控制感对行为的产生具有预测作用,该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测量的便捷性,如谢龙(2009)以青少年为测试对象,采用“锻炼态度”量表为测试工具,分析了各维度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8],并着重分析了行为意向的中介调节作用。孙晓强(2006)考查了参与动机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内在动机受诸多约束因素的影响,并指出内在动机与体育参与频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9]。因此,从这些研究来看,计划行为理论似乎在实践中体现出较好的应用价值,但由于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锻炼行为的连续性,但在实际中,锻炼行为的形成可能存在不同的阶段性,而不同的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存在显著的不同,如HAPA理论指出,人们健康行为改变可以细分为3个阶段:决定前阶段、决定后行动前阶段及行动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个体影响因素会不同,那么,势必其干预策略也会不一样,这就使得计划行为理论可能在干预领域中的应用受到局限。再就是,相关研究指出,该理论仍然有50%的行为意向和行为的方差未被解释(sheeren,conner, Norman,2001)[10],对行为意向前因变量的探讨也存在极大的争议,如虽然某个体存在明显的行为意向,但可能并不会导致实际的行为变化。

  然而,HAPA理论也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完美,虽然,该理论强调了不同阶段的变化特点,人们能够根据不同的阶段施加不同的干预策略,但该理论同样存在极大的应用局限性,由于将健康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那么,在考察影响锻炼行为变量方面不具有直观性,难以选择直接性影响变量。同时,许多因子也存在解释力上的问题,如风险知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11,12,13,14,15],风险知觉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变量,因为大多数锻炼者并不一定是感知到风险存在而参与锻炼或退出锻炼的。由此可见,这些锻炼行为理论在取得各自进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或进一步验证的地方,同时,它们也受到跨文化背景的检验。面对这两种结构模型的优势和不足,我国学者沈梦英(2010)提出了将两个理论模型进行整合的思路(图1)[16]。试图通过对两个模型的整合提高对锻炼行为的预测,更加清楚地认识各调节变量的具体作用,并寻找出干预途径。但遗憾的是,这还仅是一种理论假设结构,或者说实证性研究尚显不足。

  为此,本研究基于这一整合模型,结合锻炼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和认识,提出以下主要假设:(1)HAPA与TPB整合模型对锻炼行为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但不同群体的信效度可能并不一致;(2)锻炼行为的诸多调节变量对不同人群的预测或干预效果不一,其锻炼行为的阶段特征存在群体差异;(3)行为态度、行为意向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诸多以往研究的焦点,且它们都是重要的考察变量,但三者的关系应该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4)行为意向的前因变量(任务自我效能、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和行为态度)是重要的考察范围,这些调节变量可能因群体的不同而存在与锻炼行为的不同路径关系;(5)其他外生变量的作用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如父母、年龄等因素,这些外生变量也可能因为群体的不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总之,本研究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试图以HAPA与TPB这一理论模型为测评依据,选取不同群体(城市健康青少年、大学生及城市健康成年人)为测试对象,以能够系统地解释不同群体的锻炼行为和调节变量的作用表现。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模型及来源

  由于HAPA理论与TPB理论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沈梦英,毛志雄(2010)等提出以HAPA理论为主要基础,并整合了TPB理论模型的部分调节变量,将这两种模型进行了理论整合(图1),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原HAPA理论的三个阶段(无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和行动阶段)分别称之为决定前阶段、决定后行动前阶段和行动阶段,并且将风险知觉这一变量进行了剔除,增加了主观规范和行为态度变量。同时,考虑到目前许多研究对外生变量的探讨,本研究选取父母、年龄、性别等变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进一步明确不同调节变量的作用或关系。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城市健康青少年(简称青少年,后同)、大学生及城市健康成年人(简称成年人,后同)为不同群体进行调查(具体见表1),其中,青少年年龄为15-17岁,共选取152人;大学生为18-23岁,共选取204人,成年人为30-55岁,共选取97人。问卷采用邮寄、电子信件及现场发放等形式进行。

  2.3 量表的选择

  问卷1:选用沈梦英改编的《体育锻炼行为调查问卷》[17],具体包括结果期待(6个条目)、行为自我效能(4个条目)、行为意向(3个条目)、应对自我效能(4个条目)、恢复自我效能(3个条目)、行为计划(2个条目)及社会支持(13个条目),采用5点量表形式进行测评。

  与此同时,为了考察不同群体不同阶段各调节变量的特征,问卷还包括对“锻炼阶段”的调查。其中,锻炼阶段诊断量表包括5道题项,即“请您回想在过去4周内,您是否以至少中等强度,进行每周3次,每次30分钟(或至少每周累计1.5小时)的体育活动”?如果回答的是“没有,且无此打算”或“没有,不过我有此考虑”,则判定为处于无意向阶段;如果回答的是“没有,不过我已经考虑并有详细计划了”,则个体处在意向阶段;如果回答的是“是的,最近刚开始”或“是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则表明个体处在行动阶段[17]。

  问卷2:由于该研究涉及TPB理论模型的相关调节变量,为此,选用Ajzen(2006)的TPB量表进行测评,该量表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和意图四个分量表(共14个题项)[18],具体数据分析中主要是选取了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变量。

  文中主要调节变量的界定如下:

  任务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执行某种行为的能力知觉,它是指在无意向阶段,个体还没有行动,但形成了动机[17]。

  应对自我效能:也叫保持自我效能,代表了个体应对在行动保持阶段行为障碍的能力[17]。

  恢复自我效能:说明个体行动失败后及从停滞点又重新开始行动,指个体中断行动后对自己又重新恢复行动的确信程度[17]。

  结果期待:指个体关于自己行为后果的主观期待[17]。

  行为意向:个体是否有参与锻炼的打算,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参与锻炼,计划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17]。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实施或不实施某一锻炼行为时,主观感受到的社会(他人)压力[7]。

  社会支持: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社会、他人对自己参加体育运动的支持和鼓励[19]。

  行为态度:个体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上对锻炼的肯定、否定或中性的评价[17]。

  3 结果与分析

  3.1 HAPA与TPB整合模型的信、效度检验

  通过spss信度分析发现(表2),不同群体各量表的信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就青少年群体而言,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不高(科隆巴赫系数为0.564-0.847之间),差别比较大,行动计划、行为态度及消极结果期待分量表信度系数较低。大学生群体有着类似的特征(系数为0.632-0.834之间),其中积极结果期待、任务自我效能、社会支持、行为意向等分量表信度偏高。相比之下,成年人的各分量表信度系数较高,但消极结果期待分量表信度偏低。从三组群体的信度分析来看,成年人群体的信度较为合适,且消极结果期待变量在三组群体中的信度均不是很高,这与以往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即消极结果期待可能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变量。

  为了进一步考察该模型在不同群体测评中的结构效度,以进一步明确锻炼行为各调节变量的不同影响,研究中采用AMOS17.0软件对模型中的各因素进行了验证,方法采用最大似然法。首先从获得的拟合指数来看(表3),成年人群的各项拟合指数相对较高,其次为大学生群体,青少年群体的拟合指数相对较低(如2/df=1.741,可接受范围为2~5)。另外,从不同群体的各路径系数和解释力来看(表4),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之间存在多条不显著路径,且各路径的解释力也相对较低,但社会支持、行为态度和任务自我效能与行为意向之间存在显著路径,表明这些调节变量还是有助于行为意向的转化,为此,这里支持这些变量对行为意向的显著作用。然而,行为意向与行为计划、行为计划与行为路径之间的直接路径在这两个群体中并不显著,因此,在锻炼行为的形成阶段上这些调节变量并不一定发挥很好的间接作用,如具有高行为态度的个体并不意味着就是高的锻炼行为者,也就是在这两个群体中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这与以往提出的行为意向是重要中介变量的结论并不一致[20,21]。

  表4 标准化路径系数一览表

  3.2不同群体锻炼行为在不同阶段的方差分析

  相关研究已经指出[22,,23]HAPA理论模型中各调节变量与锻炼行为阶段的匹配程度,这里为了进一步对整合模型的各调节变量在不同阶段的匹配程度进行考察,对不同阶段的样本情况进行了统计(表5),并继而进行了ANOVA分析和事后检验(Tuekey HSD,表6)。结果显示,不同群体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青少年和大学生为例,应对自我效能、恢复自我效能、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及行为意向等调节变量在不同阶段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性,即在不同的锻炼行为阶段并不存在非连续性特征,而非连续性是模型接近真模型的一种典型表现[24] ,当然,这一结论可能受不同阶段调查样本量的影响(如本次调查青少年和成人年群体中处于决定后行动前阶段的比例人数较低)。从不同群体的这一分析来看,青少年出现非连续性模式的百分比为25%(5/20),大学生为20%(4/20),而成年人出现这一模式的百分比为35%(7/20)。

  由此可见,成年人各调节变量更加符合这一整合模型的特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存在一些调节变量并不一定符合该整合模型的阶段性特征,如行为态度、行为意向等,一些研究曾指出[25,26,27],行为意向在锻炼行为的发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变量的作用,然而,本研究显示,行为意向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并非如此。相比之下,社会支持、结果期待、任务自我效能等调节变量更具有非连续性模式,预示着这些变量可能更加符合该整合模型的特点,加强社会支持和任务自我效能可能更加有助于他们锻炼行为的最终形成。

  表5 本研究各阶段参与者的人数及比例一览表

  3.3 各调节变量在整合模型的非线性趋势

  根据sutton的理论,当模型的非线性趋势非常明显时,则表明该模型为真模型[28]。为此,在这里对不同群体的各调节变量进一步进行了线性和二次方曲线分析(表7),从获得的曲线分析来看,成年人群体的非线性趋势非常明显,即更加符合真阶段模型的论断,而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非线性趋势,或者说仅表现出一定的非线性趋势,因此,这只能说是在部分上支持了该整合模型为真阶段模型。

  3.4 该整合模型前因变量的直接作用路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处于该整合模型的前因变量(任务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消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和行为态度)在不同群体中的作用表现并不一致,尤其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当中,可能并不一定符合该整合模型的阶段性特征,这也是本研究的假设之一。为此,在这里笔者对这些前因变量与锻炼行为之间进行了直接路径分析(表8),结果显示,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在积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和社会支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作用路径,且解释率相对最高,这预示着这些变量对该群体的直接作用是明显的。而对于成年人而言,仅任务自我效能对锻炼行为存在显著直接路径,其他变量并无显著作用。因此,这进一步表明,该整合模型可能更适合健康成年人的锻炼行为干预,而对于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而言,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该整合模型并不一定有效,实际上,通过社会支持、主观规范等变量的调控可直接干预该群体的锻炼行为,行为意向和行为计划等中介变量在该群体的健康行为形成中并不一定存在。

  3.5 外生变量的相关影响

  本研究的假设之一是要探讨不同外生变量可能对不同群体的锻炼行为产生不同的变化,为此,在这里笔者对HAPA与TPB整合模型进行了外生变量的补充(图3),主要是考虑父母、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考虑到HAPA与TPB模型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的不一致性,主要考察了这些外生变量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锻炼行为的影响(图2,3),结果可以看出,父母锻炼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存在显著的作用,尤其是父亲锻炼对青少年群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0.47),其次是年龄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0.33),性别和母亲的影响不是十分的显著。因此,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对青少年群体的锻炼行为干预不一定符合锻炼行为形成的阶段性特征,而父母锻炼可能是一重要的直接性调节和干预变量,尤其是父亲锻炼可能影响更为积极。

  4 讨 论

  由于考虑到现有锻炼行为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及自身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对一些锻炼行为理论进行整合性研究,其中HAPA与TPB整合模型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我国学者沈梦英于2010年提出的,也是对锻炼行为理论的一种本土化改造,该理论的提出似乎更加接近真实模型结构。一个真模型的提出必须即简单又要符合数据的统计分析,即必须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测试显示,从得到的各项拟合指数来看,基本能够满足要求,尤其是对于健康成年人这一群体,理论模型拟合较好,青少年群体的各项拟合指数略显偏低(如2/df=1.742,统计范围为2~5之间[29]),其信度也并不是非常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该理论模型可能更加适合对健康成年人的预测和干预。

  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拟合指数主要用于模型的整体性评价,还需要通过路径载荷、数据解释率等指标来反映具体的结构拟合情况。通过对该整合模型12条路径的分析可知,成年人的各路径系数较高(表4),同时,也展示出来较高的解释率。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的路径系数和解释率较低,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显得更低,这进一步预示着各调节变量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作用路径可能存在不一致情况,即结构模型的拟合性并不一定很高,其锻炼行为的形成可能存在其他理论结构模型。也正是因为如此,本研究对影响锻炼行为形成的任务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分为积极结果期待和消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及行为态度五个变量与锻炼行为的直接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积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和社会支持变量具有显著的直接路径(p﹤0.05),尤其是社会支持变量的路径系数最为显著(Y青少年=0.527; Y大学生=0.463),其解释率也相对较高,这可能表明社会支持因素是重要的直接干预变量,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可以通过这一变量来进行锻炼行为的干预。

  当然,模型的真实与否还要接受非连续性和非线性的检验,根据Sutton的观点,只有模型呈现较高的非线性趋势时才能支持模型为真模型的论断,同时,依据统计学原理,多项式趋势分析可以用来检验各调节变量的非线性趋势。为此,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和二次方曲线的方式对该模型进行了非连续性和非线性检验(表7),非连续性检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究竟哪些变量在具体的阶段转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结果来看,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青少年群体中任务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消极结果期待、社会支持等变量存在显著的非连续性模式(百分比为25%);大学生群体则是任务自我效能、恢复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行动计划、社会支持与行为态度等变量存在显著性非连续模式(20%);成年群体则表现出更多变量上的非连续性模式(百分比为35%)。同时,在线性趋势和二次方曲线的分析中发现,青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表现出了更多显著线性趋势的调节变量,如应对自我效能、恢复自我效能、行动计划、主观规范及行为态度等,根据真模型判断的相关理论,这预示着HAPA与TPB整合模型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存在更多的线性趋势,而由于非线性趋势是判断一种模型为真模型的重要依据,因此,可以推测该整合模型可能更加适合对健康成年人群的测试和锻炼行为干预。

  行为态度和行为意向是诸多锻炼行为理论讨论的两个重要调节变量,不少研究也对此展开论证,Ryan E R(2005)指出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和锻炼行为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30],但是这种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即当行为态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受社会认知变量的显著影响;Allport将锻炼态度分为目标态度和行为态度[31],目标态度对锻炼行为起着重要的预测作用,目标态度对行为有直接的启动作用,而不是行为态度;Trandis在态度――行为模式中指出,情感是态度的决定因素[32]。无论怎样,从以往的诸多研究来看,行为态度、行为意向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从本研究结果来看,三者之间的显著路径关系在健康成年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三者之间的显著路径并不存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本研究对决定前阶段的5个前因变量与锻炼行为之间进行了直接路径的统计分析(表8),以便更为直观地观察作用效果,从这些调节变量的直接作用路径来看,积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和社会支持等变量表现出显著的作用路径,尤其是社会支持变量(路径系数0.527,P﹤0.05),但同时也发现,行为态度变量的直接性作用不显著,因此,这可能预示着行为态度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并不是主要的调节变量,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证实。但不少研究也指出,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他们更加容易受父母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是行为态度本身。

  为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这些外生变量的影响(这也成为本研究的假设之一),从本研究的统计比例来看,父母为锻炼者意味着其绝大多数子女为锻炼者(图2),否则反之,笔者并由此进行了理论模型的检验(图3),从检验的各项指标来看,性别与母亲锻炼与否对锻炼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值为-0.14和0.12),年龄和父亲锻炼行为变量对青少年锻炼行为存在显著作用路径(值为0.33和0.47),尤其是父亲锻炼行为这一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预示着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父亲是否锻炼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从社会支持因素来看,对青少年进行锻炼行为干预应着重考虑父亲的锻炼行为。事实上,不少国外学者也对这一变量进行了研究,Julien E(2005)提出了父母对子女锻炼行为影响的结构模型[33],并经结构性验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Felson MB(1986)研究了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干预策略[34]。当然,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结论[35,36,37],但从本研究来看,支持父亲对子女锻炼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结论。

  总的来说,HAPA与TPB整合模型对健康成年人具有更高的结构效度,表现出更为显著的非连续性和非线性趋势,在锻炼行为预测和干预方面可能更为接近真阶段模型,对大学生和青少年而言,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该整合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并不是很高,从非连续性和非线性趋势来看也只是部分变量上得到支持,通过对任务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消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和行为态度的直接路径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变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点在随后的结构性验证中也得到了证实,因此,未来锻炼行为的干预性策略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锻炼行为形成特点加以实施。

  5 结 论

  1.HAPA与TPB整合模型对健康成年人群更为合适,结构模型更加符合真模型的论断,在不同阶段(决定前阶段、决定后行动前阶段和行动阶段)表现出了明显的非连续性和非线性趋势,而对于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无论是模型的信、效度检验,还是从非连续性和非线性统计来看,模型只是在部分调节变量上得到支持,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应倾向于社会支持、主观规范、任务自我效能和积极结果期待等变量的影响作用,尤其是这些调节变量的直接性作用。

  2. 行为态度、行为意向和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目前锻炼行为领域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且不同的研究支持不同的结论(可能由于群体不同而导致),如行为态度只有通过行为意向而发生作用,但这一特点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之间并没有得到体现,可能由于是年龄阶段的原因,处于这一时期的人群更为关注社会支持和积极结果期待等变量的干预作用,如父母的锻炼与否可能有更为积极的影响,而具有高行为态度的个体并不一定就是锻炼行为者。

  3.研究中以青少年为案例,对父母、性别及年龄等外生调节变量对锻炼行为的影响进行了验证,从结果来看,父亲和年龄两个变量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路径(路径系数分别为0.47和0.33),而性别和母亲的影响并不显著(-0.14和0.12),因此,未来对青少年群体锻炼行为的干预应加强父母的影响作用。

  4. 锻炼行为理论的重要作用在于对实践的干预实施,该研究虽然考察了不同变量的作用路径和解释力,并提出和验证了相应的假设,但这还仅仅是对HAPA与TPB整合模型的一种试探性或修订性研究,究竟提出的各调节变量具体作用如何还需实践的检验。因此,未来应加强这一模型的干预性实践检验。

  原文来源:《体育科学》2014年第10期

  作者:周君华,鲁东大学体育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亮

热点推荐
相关推荐 换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