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当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渐长就读不进小说”作为老于世故的标志，那些以青春和成长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便成了永恒的刚需。这种从未过时的类型在每个年代都需要寻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会质问为什么这个代言人曾经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麦田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但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萨莉·鲁尼，只出版了两个长篇小说就成为一种“现象”的萨莉·鲁尼，实在是太年轻了。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问号，她无法逃避，也无须逃避。

　　当然，学生时代就成为“欧陆第一辩手”的鲁尼，一定也能从人们的追问中看穿整个文坛的微妙的焦虑。2015年，鲁尼的小说处女作《聊天记录》就收到七家出版社报价。对一部并非类型小说的严肃文学处女作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事。全世界都在寻找年轻而独特的声音——既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又与文学传统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关系。

　　第一次翻开《聊天记录》，我在轻微的不适应中，首先惊讶于鲁尼的直接。她把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对话、交锋、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态地嵌入小说中，丝毫没有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写是不是太满了，太形式化了，会不会失去节制？回车键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说里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总是心情不佳，试图寻找免费的wifi”。他们约会的时候，女人先“把一条腿举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条腿上”，然后随口说：“我会想念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碾压你的。”一个回车键之后，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会想念这一点。”

　　在《纽约客》的那篇关于鲁尼的特写中，作者对于《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读互联网”（而不是在网上“随便看看”）的说法颇为震动，觉得那才是“一个在数字语言里土生土长的人”。鲁尼语言中的那份清澈、锐利、准确，与互联网时代具有某种生理性的贴合，她的小说里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网感”——她的“网感”自然生长的，渗透进对话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为逻辑。

　　在我看来，那篇特写的灵魂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心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饶有意味的是，在现代小说的早期历史上，书信体小说曾经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危险的关系》奠定了现代小说复杂性的基础。一旦联想到这一点，那么《纽约客》的这个判断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说史会在这个“新的书信体时代”里开始某种轮回吗？鲁尼会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在下这样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但至少，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细读《聊天记录》的理由和角度。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锐利的语言并不是空心的——至少，鲁尼避免让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见。《聊天记录》中的人物总是在自嘲与反诘中试图挑开（限于人物的身份，他们常常还没有“戳破”的勇气和必要）消费社会的真相。文本中对于阶层冲突的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以至于几乎所有对鲁尼的评论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纪的实质——毕竟，对阶层、对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并试图在文本中对它加以挑衅，这正是19世纪小说最重要的母题。

　　如果说，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聊天记录》里还是多少带着试探性的零星音符，那么到了鲁尼的第二部小说《正常人》，就成了贯穿始终的回旋曲。小镇青年康奈尔一出场就是高中的全优生，与另一个全优生玛丽安悄悄约会，而他的母亲在玛丽安富裕的家庭里帮佣。当母亲觉察到两人的隐秘关系并提出与阶层差异相关的疑虑时，康奈尔压制住心里隐隐的愤怒，反问道：“她（玛丽安的母亲）不介意你给她家做卫生，却不喜欢你儿子和她女儿一起玩？太搞笑了。这简直像19世纪的观念。”

　　康奈尔对“19世纪观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们打开19世纪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几乎每一页的关键词都是“上等人”（gentlemen）——无论是对穷小子、富家女，还是律师、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个简洁直观、与阶层鲜明对应的标杆。千禧一代与此自动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同时掉进了新的、更为微妙的陷阱。在小镇的环境中，玛丽安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思维方式是绝对的少数派，同学们都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未来将不会局限在小镇里——他们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对玛丽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热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康奈尔甚至不敢邀请玛丽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可以轻易摒弃“19世纪的观念”，却无法拒绝周遭环境的共识；他不屑当个“上等人”，却必须假装做个跟伙伴们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比19世纪更19世纪。

　　一旦走出小镇的环境，成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权力关系立刻倒置。玛丽安所有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劣势都转化成了社交优势，她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使她具备迅速赶上大都市的时髦的资本(尽管她并不张扬这一点，甚至未必自知)。这一次陷入交往障碍、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尔。当然，我们从小说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玛丽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太多的快乐，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正如当年，带了别人去参加舞会的康奈尔，一点儿都不快乐。

　　在康奈尔和玛丽安约会的那栋来历不明的空置“鬼屋”里，他们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就这么空着，没人住，他说，要是卖不出去他们干嘛不把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诚地在问。

　　她耸耸肩。她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跟资本主义有关吧，她说。”

　　像资本主义之类久违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语焉不详的。模糊的概念总是包裹在一团潮湿的雾气中。如果我们拿鲁尼跟曾经同样以文坛天才少女的姿势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对鲁尼盛赞有加）相比，会发现后者带有明显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庞大芜杂，思维跳跃俏皮，注意给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肤色；她虽然乐于自嘲和反讽，但大体上愿意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看起来正在努力抹平差异、弥合创伤的世界。反观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鲁尼，她的笔触那么敏感、犀利，略带青涩却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好在还有真正的青春、成长的伤口、货真价实的荷尔蒙以及破茧重生的爱情（“他们像两株围绕着彼此生长的植物”）填满文本的空隙，让这部小说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没有被严肃的命题抽干一个好故事应有的湿度。当根据小说改编的剧集用耐心而稳定的近景、慢镜头张扬美好的身体时，你会觉得这画面本身的说服力胜过了大多数台词，你会相信惟有坦诚相见的肉身，才能与这个时常冷漠的世界抗衡。

　　（作者为翻译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