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今年是“庚子国变”120周年。120年前，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中国军民奋起反抗，虽然最终失败，但谱写了反侵略斗争的壮丽诗篇。

　　这一过程中，有两位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醉鬼”，在当时名噪一时。笔者在民初的笔记和回忆录中，总是能零星见到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在纸墨的背后，不难看出他们佯装醉态却难以掩饰的拳拳爱国之心。

　　一

　　醉鬼张三

　　自愿保护于谦祠

　　先说说“醉鬼张三”。此人在清末民初名气极大，传说极多。据说他自幼习武，轻功绝佳，腿脚轻盈行动敏捷，往往来去无踪。北平的《小实报》上曾载一文，说他有一年夏天邀请一个朋友在东单一家澡堂洗澡，是时外面暴雨不止，路上积水约四五尺深。浴罢，他们俩一起去小酒馆喝酒，结果等了半天，只雇到一辆洋车。张三让朋友坐车先往，但当朋友到了酒馆时，竟发现张三已经端坐桌前，而脚下一双新鞋未沾一滴泥水。于是时人惊叹张三会“水上漂”的轻功。

　　又有传说指醉鬼张三一生行侠仗义无数，经常在暗中助人保镖护院，所以武术界称他为“隐侠”。他先后曾两次独自保护清朝钦差大臣王金亭到江南查办洪升贪污案和到西藏颁发宣统诏书，但他拒绝为袁世凯和吴佩孚做保镖。他与大刀王五是好朋友，王五对他的轻功十分仰慕。而著名京剧演员，“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是他的入门弟子。

　　上述说法有些是真事，有些是杜撰，大多已经无法考究，从笔者找到的一些史料——特别是与醉鬼张三有过交往的著名文史学者周简段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大致呈现出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形象：醉鬼张三的真名叫张长祯，字寿亭。1868年生于河北束鹿，1945年病故于北京。“张长祯喜饮酒，走路弓腰驼背，两腿磕绊摇晃。常见他左手提一鸟笼，右手握一杆长烟袋，给人以醉意朦胧之感，人称之‘醉鬼张三’。”其实张长祯这种醉态乃是他藏形隐色、掩饰真功的一种做法。他曾经私下里对好友说：“我年轻时一次可喝白干二斤，老了也可喝十两，但我从来不醉，不滋事生非，不打人骂人。”

　　周简段问过张长祯，《小实报》上登载的那件“水上漂”的故事是真是假。张长祯说：“人无翅膀岂能会飞？我是找干地方跳跃而去的。”周简段心想满城积水，哪儿找干地方？想来是老爷子不愿意透露奥秘。张长祯告诉他，任何功夫，只要努力苦练，都可以练成。周简段观察发现，张长祯的手指肚和脚趾肚状如盘珠，“他向我表演过绝活：两个铜钱夹在食指和中指间，两指只一卷，铜钱便成圆筒。”不仅如此，张长祯的身体柔韧性极佳，“他两肩向后一挤，两个肩胛骨可以并在一起；脚面上翘，可以贴到迎面骨；弓步一踏，头向后转，使人以为他的头向后长着。”

　　张长祯为人低调，装醉以遁世，但对中国武人讲究的“忠义爱国”四个字恪守不悖。据《日下回眸》一书记载，他清末来到北京时起先住在丰台马家堡，后来因为仰慕民族英雄于谦的缘故，把家搬到了东单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内，从此主动担负起了保卫于谦祠的任务。“几十年中，每到正月初二清晨，他预先必备祭品，带领全家人在这位民族英雄牌位前进行祭祀，这种做法，从他来于谦祠时开始，直到1945年病逝时为止，从未间断。”此外，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凭借高超的武功，从敌人手中救出了不少被抢掠的妇女——武林是江湖，江湖中人最讲“大节”，因此一提“醉鬼张三”，人人都挑大拇指。

　　二

　　醉郭卖报

　　新闻编成数来宝

　　第二位赫赫有名的醉鬼就是“醉郭”。老北京的陶然亭，原有形状怪异的三座坟茔，并称“三疑冢”，即香冢、鹦鹉冢和醉郭坟，前面两者，内中所葬究竟何人或何物，争议极大，而醉郭坟有一说：“无铭文，相传辛丑冬联军出京师，有京西郭云五，产荡于义和团，又说其感联军之祸，歌哭寄酒愤然而亡葬此”，则是多有讹误的。醉郭的坟墓不仅有墓碑，而且碑文乃是诸多名家“合作”而成。他确实对八国联军无比痛恨，但去世却是1913年的事情。

　　“醉郭”的本名叫郭瑞，“云五”是其字，他是丰台老庄子乡人。据史料：他生于1872年，由于家境贫穷，早年就流落街头，在琉璃厂、天桥和南城一带以卖报为生。他的口才非常好，别人只是吆喝报纸的名字，他却能把报纸上的新闻编成数来宝的形式，一边卖报一边演唱，除了感慨世风日下之外，他还痛斥清廷的腐败无能，唾骂官僚欺压民众，唱词常常是即兴编出，辛辣尖锐，深刻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引起市民们的围观和拍手叫好，是之谓“满市争听醉郭唱”。有些文章说他是“天桥八大怪”之一，笔者查阅天桥研究的权威学者成善卿等人的书籍，在“天桥八大怪”的几种名单中，并无醉郭的名字，想来是将他与痛骂军阀权贵的大兵黄搞混淆了，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醉郭的影响力之大和得民心之深。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到处杀人放火，侵略者的行径引起了醉郭的满腔怒火，而醉郭往日通过卖报唱报积累的一点财产，也在战火中一俱毁灭，他“愤时政堕落，人心缪戾，则一寄于酒”，并将这场侵略惨祸的缘由“编为歌曲，沿道演唱，听者若堵墙”。由于他针砭时弊，悲愤慷慨，影响力实在太大，地方官员便派兵驱赶他，其中自然少不了打骂，但“先生行歌如故”，表现出狂放不羁的性情和不畏强权的节操。事实上当时京城的很多爱国艺人都想方设法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比如相声、评书、单弦、小调、莲花落表达着自己对家国命运的忧患，醉郭只是他们之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突出的代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日趋没落，醉郭的唱词也变得更加沉痛，充满了“危难谁保国民险，火到眉尖尔不知”的忧愤。但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当局更多的迫害，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3年至1907年的五年时间里，他五进班房，六次挨打，走到哪里都被驱逐。后来他想出一条计策，只要遇到抓捕，就以酒装醉，向巡警耍酒疯，甚至往巡警身上撒尿。醉郭在人民群众中本来就很有影响力，巡警们内心对他多有同情和赞许，加之中国自古酒话不问、醉鬼不抓，好将他释放了事。一来二去，醉郭在北京人的心中就成了《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备受敬爱。

　　三

　　醉郭之墓

　　芳醇洒在墓石前

　　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黑暗，醉郭的街头表演的内容也从骂满清政府变成骂北洋军阀。当时《京话日报》的经理彭翼仲对醉郭十分推重，不仅和他结为好友，还经常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唱词，让他传播给大众，还赠给他一身《京话日报》的号坎儿，助力他的工作。“先生得之甚喜，讲益力声益肆，醉亦益甚”。其他一些京城的文化人也乐与醉郭交往，比如民政部主事梁济（梁漱溟之父），经常请他到家中吃饭，畅聊民情国事。

　　不久，彭翼仲因受袁世凯迫害，被发往新疆服刑。醉郭对好友的不幸际遇痛心不已，嚎啕大哭，一直将彭翼仲送到良乡，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彭翼仲的走，直接后果是醉郭的经济来源成了问题，他的生活日益困难，加上年过六旬身体不好，便住到贫民院去。但只要还爬得动，他就走上街头，向每一个人讲述彭翼仲的不白之冤。1913年，彭翼仲获释从新疆回到北京，醉郭已经病入膏肓，握住老友的手不停地说：“我要走了。”一个月后，醉郭即贫民院逝世——据说死时依旧以瓢为枕，不放酒杯。

　　醉郭病逝后，彭翼仲出资为他办理丧事，将他安葬在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下，冢前立碑，碑高一米许，宽不足半米，青石镌成。这块窄小的墓碑在老北京却十分有名，因为碑文是著名翻译家林纾撰写的——其中最沉痛的一句是“（今日）而乱乃滋炽，果先生在者，歌哭不且更剧耶”——由书法家祝椿年亲手刻于墓碑的碑阴面，碑的正面则由彭翼仲题写“醉郭之墓”四个字。很多老北京去逛陶然亭，都会来到这里哀思一番。日本学者中野江汉亦曾经怀着无比仰慕的心情来此悼念，认为醉郭实乃一位痛饮淋漓的“酒仙”，他在游记中写道：“游赏陶然亭的有心的醉客，可以前来探访，并将芳醇洒在墓石之前，以凭吊先生之灵，大概这也是‘北京名胜’之一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建立陶然亭公园的缘故，郭家后人将“醉郭”的墓迁至丰台老庄子乡，后因建丰台西站货车场，醉郭墓及墓碑埋入路基下——著名文史学者董宝光先生则说那块珍贵的墓碑曾经放在慈悲庵院内，后来则不知去向。

　　对于一生放旷不羁的醉郭而言，自己的墓地与墓碑的有与无、存与废或没有那么重要，终其一生，他呼唤的只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和公道的社会，和醉鬼张三一样，他们的装醉虽然表现得玩世不恭，但内心深处却是异常的严肃和清醒。今日醉郭墓虽然无迹可寻，但每一个到陶然亭游览的人们，都不应忘记，这里曾经安眠过一位“酒仙”，他日常酩酊之态，却拥有让人称颂的那种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本版图片为庚子国变时德国公使穆默拍摄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