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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歙县会馆 看尽数百年 观念博弈

2020

12/23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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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

  王茂荫

  清樽夜话黄山树

  彩笔朝题紫陌花

  这是清代学者鲍桂星为北京歙县会馆所撰联。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距黄山不远,联中“黄山树”有怀乡之意。紫陌即大路,“紫陌花”暗喻仕途成功。

  据《歙事闲谭》记,有清一代,歙县本籍、寄籍(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共出状元5人,即徐元文、金榜、潘世恩、洪莹、洪钧;榜眼2人,即江德量、洪亮吉;武榜眼1人,即鲍友智;另有探花8人,进士296人。歙县还出了4位大学士,7位尚书,21位侍郎。撰联者鲍桂星亦曾任内阁学士。故此联意态豪横,实在是底气太充沛、无法低调。

  从清代后期起,歙县会馆日渐衰落。据2002年出版的《宣南鸿雪图志》载,其遗址“基本保留,只是沿宣武门外大街的一排房屋已被拆改”。

  近日,西城区面向公众发布了第一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共7处),这是北京市首次规模推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歙县会馆也在其中。

  诸多历史名人曾在歙县会馆留痕,它是北京会馆的活化石。期待在新项目帮助下,歙县会馆重新焕发生机。

  歙县会馆有4处?

  提到今宣武门外大街路西103号、105号、107、107号的歙县会馆遗址,不少材料称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北京最早的会馆之一,实误。

  在《续修会馆录节存原编记序》中明确写道:“自嘉靖季年,杨、鲍诸君倡起始;许、刘诸君蒇(音如产,意为完成)其成,旧在菜市中街,狭隘不称,乃营西城。”

  “杨、鲍诸君”,指杨忠、鲍思;“许、刘诸君”指许标、刘嵩。都是旅京的歙县名流。记序的意思是,歙县会馆建于嘉靖季年(似为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在菜市口附近(今广安门大街东段)。明嘉靖四十一年(一说嘉靖四十二年,即1563年)移到“西城”,也非今址,在正阳门西则世庙,毁于明末战争。

  清代初期,歙县人张习孔(官至山东提学佥事,相当于后来的省教育厅长)将牛穴胡同的私宅捐出,建新安会馆,作为旅京徽州人的聚点。牛穴胡同可能是天桥街道东北的牛血胡同,此处多宰牛户,故名。民国时改造香厂地区,将牛血胡同、高台阶巷合并,称留学路。

  新安会馆狭小,同乡聚会只能借浙绍会馆。

  乾隆五年(1740年),黄履昊捐出私宅,改建成歙县会馆。经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嘉庆九年(1804年)三次改扩建,遂成后来规模。

  会馆在永定门外下马社(俗称石榴庄,今丰台区南苑乡双庙村)另设义阡(公共墓地),始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初期仅3亩。

  有会馆,打官司就是方便

  歙县会馆遗址东西长55米,南北宽46米,占地超2500平方米。规模如此之大,与徽商崛起相关。

  古徽州分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多山区,乏良田,人民被迫外出经商,歙人居其半。明张居正执政时,“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明初鼓励商人贩粮到边,行“开中法”,以商人长途贩粮食数量,或在边地开垦上缴粮食数量,换取盐引,再用盐引到政府垄断的盐场换盐,销往指定地区。盐是必需品,且严禁私卖,商人获利甚丰。换盐引处在山陕,晋商、陕商得以把持局面。

  后因盐引发放太多,政府收入锐减,明孝宗改输粮为交银,即花钱买盐引。因无需再到山陕换盐引,徽商纷纷进驻距两淮盐场不远的扬州,晋商、陕商亦来,却很快被排挤出局。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臣袁世振鉴于盐商太多,不便管理,改行“纲法”,即商人先缴巨额银两“认窝”,换某区垄断经营权,由此形成八大纲首,世代贩盐,其中4家出自歙县。清代亦如此,直到清道光年。徽商长期垄断盐业,控制全国财政的4/7。

  徽商广建会馆,名义是“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踪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及各省”,实际目的可能是“每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偿之,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地也”。

  道光七年(1827年)七月,内务府程氏兄弟侵义庄土地,被在京歙县乡绅告至官府,其中京官就有10人,均为御史、员外郎等,程氏兄弟后援仅1名候补知县,自然惨败。

  在商不言商,只想当大官

  一般来说,会馆是为商人服务的,可北京的歙县会馆却出现了去商人化。

  据邹怡的《善欲何为:明清时期北京歙县会馆研究(1560—1834)》,乾隆六年(1741年)刚迁到新址,歙县会馆便立《会馆公议条约》,提出:“创立之意,专为公车(指来京考试的举人)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官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

  科举三年才一次,房屋空置怎么办?《会馆公议条约》称:“谒选官及外任来京陛见者,皆听会馆作寓,每间输钱三钱”。可能是费用太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订公约时,改成“每间输钱一钱”。

  宁降价,也不给商人住。

  早期公约允许歙商“每年二人轮流”管理,置两名歙人京官审议。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订公约时,改成“自本年为始,阄定京官二人轮流掌管”。

  徽商与晋商同属“儒商”,但晋商认为“贾可以习儒,儒亦可贾”,徽商则坚持“儒为名高,贾为厚利”,经营一旦有成,立刻转向官场。安徽休宁会馆亦如此,馆规明确提出:“会馆乃冠裳之地,不得借贮凭物。”

  会馆冷漠,歙商亦回报以冷漠。明代建馆和几次大修,共253人捐款,其中239人是官员。清代则以一人捐为主,捐款者多有企图。比如黄履昊,本是大盐商,乾隆下江南时曾寓黄家私宅“黄园”,并赐名“趣园”。捐建会馆前,黄履昊刚捐得五品刑部郎中,是乾隆年间在京的最高文职捐官。黄履昊捐私宅外,另捐1800两(项目全部获捐3014两),他后来果然被加恩为从三品。

  有人修馆,没钱维持

  在京任官的歙人吴炜为扩建会馆,曾趁两淮盐商进京时召集共谋,众人“乃议拨二千金邮寄京师”,可回去后却无人寄钱。后吴宽任内阁中书,抓住豪商徐士业、徐士修兄弟,终于完成扩建,徐家兄弟由商入仕,徐士修“累阶至二品”。

  至于嘉庆九年(1804年)的重修,则是鲍漱芳独力捐资2100两,鲍漱芳的父亲鲍直道是八大纲首之一,鲍漱芳曾为官军平叛捐款,当上了盐运使。

  商人不愿帮衬,会馆经营艰难。

  据邹怡钩沉,歙县会馆主要经费来自三方面:一是强制本籍新晋官员捐纳,但平均每年才52两;其二是科举成功的同乡在会馆缴费设匾,每次不过几人,“兼有惜费而不题名者”;其三是投资放债,最多时年收利息192两。

  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好在从嘉庆十六年(1811年)起,额外多了一笔“邗项”。

  “邗项”始于名臣阮元鼓动下,两淮盐商合力资助了在京的扬州会馆,内阁学士鲍桂星以此为例,召集两淮盐商向两淮盐运使阿克当阿申请资助,结果从工程款下每年支给歙县会馆3000两(后减为2400两)。扬州运河古称“邗江”,故此拨款名为“邗项”。

  “邗项”被批准,因地方官每年要向收入低的京官支付“炭敬”“冰敬”等陋规,以换取工作上的方便,这笔钱应由私库支出。包装成“邗项”后,其中2500两明确规定划给在京中下级歙官,把私人支出转成公费,剩下的500两归歙县会馆使用。

  “券门”究竟去哪了

  传说鲍桂星对办成“邗项”极感自豪,为歙县会馆撰联:

  钟毓本山川,问练水黄峰,几多人物;

  科名关福命,知状元宰相,不在文章。

  曹振镛看到后,将“不在文章”改成“不仅文章”,令鲍桂星叹服。曹振镛是歙县人,为官54年,因“多磕头,少说话”,历三朝不倒。名臣林则徐是他的弟子。

  有了“邗项”,歙县会馆仍未挽回颓势。安徽原属江南省,清初才分省,徽州、安庆、合肥三地区文化各异,彼此不甚认同。李鸿章崛起后,力推省籍观念,捐银千两倡建安徽会馆,以为同乡“宦游、讌聚、栖止之地,所以联洽乡谊也”。除李鸿章兄弟捐银,淮军将领又出资万金。李鸿章亲笔撰联:

  依然平地楼台,往事无忘宣榭警;

  犹值来朝车马,清时喜赋柏梁篇。

  安徽会馆在今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占地9000多平方米,强势如此,安徽下辖地区的会馆自然不敢抬头。歙县会馆亦如此,曾得官方托举,不得不受打压。

  有趣的是,歙商不愿扶持歙县会馆,却积极帮助歙县义阡,明末便7次扩地,清代道光年间,扩至40余亩,到1947年时,达200多亩。

  谁的效率高,一目了然,可惜时人被旧观念所误。

  歙县义阡原有阳宅,后被毁,仅存古迹“券门”,于1986年5月成丰台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在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中,2011年时,有网友拍到它的照片,可后来再去找,却没找到。

  会馆里最著名的住户

  歙县会馆历史积淀丰厚,名臣曹文埴、曹振镛父子,“扬州八怪”之一罗聘,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考取前清“状元”、后成共产党员的吴承仕(吴承仕参加的是1907年考试,此时科举已废,此考改称举贡会考,第一名改称朝元),画家黄宾虹,小说家张恨水……都曾在此居住,但最著名的住户,莫过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

  王茂荫生于商人家庭,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进士(时年34岁),任京官多年,未带家属入京,故在歙县会馆长住。《清稗类钞》载,权臣肃顺曾拉拢王茂荫,托人带话,王心动,准备第二天拜见肃顺,成行前,见会馆的厅中有一大镜,王茂荫对镜看了很久,突然说:“哪有姓王的干这种事啊?”于是称病不往。

  1853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清廷因财务困难,准备铸大额钱,王茂荫指出,这会引发通胀,推高物价,建议发行纸币。次年,王茂荫上《再议钞折法》,提出纸币、银钱并行。他的建议被马克思得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中,他写道:“他(指王茂荫)受到严厉的申饬,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弄,不得而知。”

  王茂荫确实受到斥责,被调离户部。晚年他奉命到山西查案,随员受贿,致其受骗,名声受损。1865年,王茂荫病逝,终年67岁,曾国藩称赞他说:“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声,卅年俭德。”

  民国初年,王茂荫曾照的大镜仍在歙县会馆中,如它仍存于人世,不失为修身养德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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