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驯服的沈从文

2016-01-04 14:03:00来源:中华网作者:

无从驯服的沈从文

《沈从文九讲》,张新颖著,中华书局2015年9月版

沈从文晚年写有一篇未完稿,《无从驯服的斑马》,是一种自况,固执己见的自况。沈从文之为沈从文,就在于这“乡下人”的性情,顽固地坚持自己所要坚持的,不依附,不阿世,即使逆着潮流触犯时忌,亦不改初衷,这是他频遭打击的缘由,也是其成就自己的根源所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是一个可以被既定框子规范的世界,如何阐释之,须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点上,张新颖的《沈从文九讲》是好的尝试,因为他的“沈从文观”,是置于更为阔大的视域之上的,跳出“人的世界”,来到“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现代文学史的作家,能被视为思想家的,一是鲁迅,另一为周作人。而沈从文,多被看做营造“希腊小庙”的文体家,一个讲述湘西蛮野故事的人,一个风俗画卷的绘者,至于是否为有独到之处的思想者,似一直未被看重。张新颖之“沈从文观”,乃将其人生轨迹以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连带而起,后两者颇有“发明”之意,亦为九讲中最有价值的篇章,而沈的文学家一面,以往的理解或还是不充足的。

沈从文之为思想者,承接着前文学家后实践者的形象,且影响着其整个后半生。若非思想者,他文学创作后期的作品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形态;若非思想者,他不会招致“围剿”,不会四十年代末精神崩溃,不会决然放弃写作,走上文物研究的道路。

张新颖做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比较,“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这指的是鲁迅所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沈从文不是一个理论中人,他不依附权威,不依附潮流,其所有思考均来自自己的经验及观察,所以我们看从《边城》《湘行散记》,演变到《长河》《湘西》,及《潜渊》《长庚》等,那种裂变是沈从文的痛切体尝,而非从理论图谱演绎。他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抗战无关论”等文坛论争,是情发于中,独立思考,脱口而出,却也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四十年代写下“七色魇”系列文章,缠绕错结,苦痛分裂,“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不能不说沈从文的敏感是惊人的,若干年后的现实恰和他的担心,“变相鬼神迷信”渗入真切的现实中,造成大劫难。有着这样的敏感,也就可以解释他四十年代末的精神分裂,外力(《斥反动文艺》等批判文章)固然难逃其责,其痛苦的思考面临时代大变局的裂变,更是内因。

实践者的形象,是形格势禁下沈从文的自我选择,也是思想者的一个顺承结果。无思想者的角色,时代的裂变似还不会对沈从文施加如此的威迫,而若无前期的思考,他或也不会走上这样一条有太多无法预知坎坷的路。“这个代价不是一班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于此一时间阶段,张新颖拎出了“有情”二字,恰可阐释沈从文的“转业”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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