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最后岁月》再版上市 解密邓小平最后二十年 (/1)

2019年01月28日 14:17 来源:大众网·海报新闻

  大众网1月28日讯 2019年新年伊始,《邓小平最后的岁月》再版低调上市。该书是国内首部记叙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辉煌岁月的纪实作品,讲述了邓小平最后一次是如何艰难复出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是如何取得领导地位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的、香港回归谈判中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起了哪些关键作用等内容。

  两位作者余玮和吴志菲采访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及知情人士,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与思想,书中不少史实系首次披露。该书原名《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由新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桑榆暮景——沉默而幽默的邓小平,个性中却充满着矛盾的和谐。“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这位乐山且乐水的高级桥牌迷,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铁杆球迷。

  当历史学家以巨大的精力投入邓小平及其时代的研究时,未尝不可将历史的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或许,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

  邓小平临危不惧,遇喜而不亢,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有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自己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多于言教。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对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说得那么云淡风轻。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邓小平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谁能想到,关于父亲的历史,他的子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小报才第一次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正是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其实,他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诙谐而善辩。在他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充满着矛盾的和谐。平常,他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人心。他曾教过课,做过许多报告,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有余,他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做报告也如同拉家常。

  邓小平不喜欢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是一个务实派。晚年在外地休假时,地方有关领导总爱请他接见、讲话,他都尽可能婉言谢绝,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在他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身上昭然可见。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的个性化特点。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化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汲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深吸引。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同志说:“邓副主席此次是利用休假时间和家人一起到黄山旅游的,对外不宣传,不封山,不断游,更不能影响群众游览黄山。邓副主席说了,要与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于是,有关单位取消了原定的记者随行采访计划。

  60里山路蜿蜒曲折,年已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走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级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长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时而,稍事休息后,他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铿锵一声“走”,顿时大家增添了力量,一行人于是继续前行。其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获悉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他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攀谈起来,似乎一见如故。邓小平是那样谦和,使游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遗爱九州——一代伟人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家人与中央高层对此高度保密,医疗专家全力挽救。奇迹到底没有出现,卓琳声声泣喊“老爷子”,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1997 年 2 月 20 日清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难忘的早晨。守候在国旗基座周围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不停地盯着“升旗时间预告牌”,显示“今日升旗时间:7时01分”,并远远眺望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他们将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经历者和目击者。

  黎明中,国旗护卫队出现了,人们从官兵异样的神态上似乎悟出了非同寻常。

  他们脚步沉重,目光沉重,神情沉重。指挥员王金耀早已持惯了的指挥刀在微微发颤。静默中,国旗护卫队官兵迈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依次列队旗杆下。擎旗手刘跃征用力将国旗递给升旗手郭毅红。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彼此都读懂了一个主题:记住这个时刻,为一代伟人邓小平,我们将以降半旗的形式来哀悼昨日 21 时 08 分病逝的敬爱的领袖。

  “敬礼!”中队长王金耀以略带沙哑的嗓音在 7 时 01 分准时下达了升旗口令。国歌激越,国旗如往常一样升高、升高、再升高,直至旗杆顶端。

  “降——半——旗!”突然,一声低沉而又庄重的口令石破天惊般砸在观众们的心里。旗,就在这一瞬间,在万众瞩目下开始缓缓下降。王金耀流泪了,刘跃征流泪了,郭毅红流泪了,在场的所有人眼眶都湿润了。多年来,护旗兵们习惯的是升旗,降半旗难以接受。霎时,哀思、降旗、中外记者频频亮起的镁光灯,凝成了一种悲壮氛围。

  此刻,还有一名人们看不到的护旗兵在流泪,他就是亲手摇动降旗设备的老战士刘静。听到“降半旗”的口令后,他正在基座的地下室里一圈一圈地、以逆时针方向缓缓摇动手柄降旗。泪光依稀中,他默默地数1圈、2 圈、3 圈……40 秒后,他一共摇了 40 圈,准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要求把国旗降到 1/3 处(天安门国旗杆 30 米高,折算需手摇 120

  圈)。庄严、肃穆、悲壮的历史时刻,在他的缓缓摇动手柄中延续、完成。

  于是,一个定格的历史画面——1997年2月20日晨天安门首次为邓小平逝世降半旗志哀——迅速走入各报头版和电视新闻中。护旗兵将永远铭记:2 月 20 日至 25 日,北京天安门前每天降半旗那一个个难忘的早晨。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 100 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 年 2 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诊断,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在医学上叫作“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当时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综合征就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综合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医学专家吴蔚然说。

  1996年12月12日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时,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他咳嗽不止,这令他不能呼吸,不能咽下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 301 医院)。

  从他的家到301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 10 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997年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领导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 301 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纪录片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 12 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 5 年之后,黄琳还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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