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拜占庭金币

2017-08-14 10:27:02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作者:

  作者:郭云艳(单位:河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境内5至8世纪的墓葬或其他遗存不断发现来自西方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媒体争相报道,民间收藏兴盛。其中,拜占庭金币的发现和研究,更新了学界关于中国与拜占庭之间经贸交流的认知,对以丝绸之路为通道的东西方经济、文化、政治交往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依据。一方面,金币携带着鲜明的拜占庭货币形制特征,以至于无论多少次转手,无论各地如何仿制,都可以追踪到拜占庭的源头。与之相比,中国境内出土的玻璃器皿或金银器皿虽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西方或地中海风格,但难以确定其来源。人们依据金币及其仿制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点,还原拜占庭经济、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传布和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具有拜占庭货币特征的金币及其仿制品在出土时包含大量随葬信息,为研究者考察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活动与相互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随着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数量不断增多,其研究意义更加凸显。首先,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有助于推动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研究。这些金币大多为索里得,是拜占庭时期帝国的基准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拜占庭政府对于索里得的制作与发行进行严格管理,其含金量一直保持在99%左右,重量在4.5克左右。实际生活中,由于使用中的磨损,索里得的重量会有所减少,因此需要定期回收重作。每任皇帝继位后都会发行新的货币,币面上的铭文包含皇帝的名号,图案中的皇帝肖像也会有时任皇帝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一枚索里得的形制判定其制作时间,而不同时期索里得形制的变化反映出拜占庭社会文化的变迁,如皇权的变化、基督教的影响等。

  另外,根据这些时间信息还可以分析拜占庭帝国在不同时期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为研究拜占庭帝国的对外关系提供参考。以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为例,数量最多的是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发行的索里得,而非名声更大的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发行的金币,类似的数据也可以从金币仿制品上得出。同样,考察中亚、印度、东南亚等地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的时间分布,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些信息提供的重要线索,帮助研究者重新思考早期拜占庭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往来,即在5世纪末6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东部的某个国家获得大量拜占庭金币,并继续使用,推动索里得在欧亚大陆上广为传播,而从有限的文字资料和考古证据来看,这个国家应当是嚈哒。

  其次,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本身的物理特征有助于推动对中亚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拜占庭帝国制作的金币对黄金要求十分严格,而拜占庭以外地区制作的仿制品在黄金成色、重量、币面图案的风格上存在差异。若对各地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的成分加以科学检测,可进一步细化仿制品的类型,判断其产地、制作过程以及制作者身份。

  此外,被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普遍存在剪边和穿孔现象,这对于分析推测其制作与用途极为重要。如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中查士丁尼一世之前的索里得普遍被剪边,且切割极为仔细,铭文和图像以外的金币外缘部分被完全剔除,边缘还经过打磨,这有可能是某一政权的有组织行为。结合这些剪边金币的时间分布以及嚈哒地区对萨珊银币的剪边行为,我们推断嚈哒汗国在得到金币索里得后,将外缘的黄金剔除掉留作他用,被剪边之后的金币继续用于流通。若将不同地区发现的金币和仿制品上的穿孔加以对比,便可得出不同地域饰物特征的差异。如中国发现金币的穿孔位置多种多样,有单孔、双孔、三孔、四孔,且位置变化较多,蒙古国发现的金片则多为上下左右四个极小的孔,印度地区发现的金币和仿制品则是两个位置相邻的孔。这些穿孔位置的差异展现的是不同地区在使用其作为配饰时的文化差异。

  再次,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有助于推动我国货币史以及北朝社会史的研究。《隋书·食货志》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北方各地特别是在陕西、洛阳、宁夏、甘肃等地的发现,为隋书的记载提供了考古证据的支持,丰富了我国货币史的细节。

  对金币及其仿制品所有者的身份、发现地点和金币在墓中的具体位置等信息加以考察,帮助研究者探究北朝的社会生活。如2012年洛阳北魏节闵帝元恭墓出土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币面完整,色泽光亮,几乎未经磨损。元恭身为皇帝但又是傀儡,这一特殊身份使其不可能直接从商人那里获得金币赠礼,再结合史书中记载的此前几年到访的萨珊波斯、嚈哒使团信息,那么这枚金币很可能反映出北魏末年中原王朝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往来;而2017年在西安西魏陆丑墓出土的两枚金币,则进一步印证了北魏末年至两魏分立时北朝社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再如,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发现的两枚金币和赞皇李希宗妻崔幼妃墓出土的3枚金币,是东魏北齐经由雄踞北方草原的柔然与西方连接的有力证据。另外,所有者的身份和金币发现地点还为粟特胡商内迁至中原后的社会生活研究提供新线索。如固原发现的粟特后裔墓群和陕西、洛阳等地发现的粟特后裔墓葬,共出土了金币索里得、金币仿制品和小金片三种类型,与金币集中在中原和一些贵族手中、金片集中出现在吐鲁番墓群的现象形成对比,促使研究者关注粟特人与这些不同类型金制品东传间的联系。总体上,根据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的入葬时间,北朝时期中原各地与西方的交往相当频繁,至少在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方面比唐初更为突出。

  最后,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有助于深化对欧亚大陆上东西方交流史的研究。出现在中国的这些金币及仿制品主要集中在5至7世纪,时空上只是东西方历时千年、跨越万里的漫长交流中的一小部分,若与境外其他地区、其他时间发现的金币和仿制品数据进行横、纵向比较,可以补充相关领域的研究数据。通过横向对比,分析中国和中亚及印度发现的5至7世纪的拜占庭钱币情况,找出各地拜占庭金币分布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对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史的认识;通过纵向对比三地发现的罗马帝国时期货币和拜占庭货币的区别,可以分析不同时期丝路贸易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等。

  总之,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的大量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探索的广阔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工作不能仅限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分析,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如陕西考古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重要尝试,对金币本身的成分、制作工艺进行分析,获取更多的数据、信息。研究工作还应借助其他学科——如人类学、货币金融学的理论方法,拓展思路,获得更多、更有意义的成果。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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