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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历史

运河城市临清历代城址变迁考略

2020

04/15
来源:

中国孔子网

作者:

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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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清是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在远古时代为“有鬲氏”部落范围 ,在夏朝时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之域。《尚书·禹贡》有“泲、河惟兖州”的记载,“泲”指济水,“河”指黄河,“言此州东南据济水,西北距河” ,而临清即在此范围内。商末属纣畿内地,史载殷纣王“盈钜桥之粟” ,“聚乐戏于沙邱” 。钜桥始建于商代,位于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横跨漳水,临清西境即与曲周接壤。临清又为古沙邱地,《毛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踰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 春秋战国时期隶属齐州卫地,后属赵国。秦时属钜鹿郡,汉承秦制始置县,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明代为东昌府属县,弘治二年(1489)升为州。清顺治元年(1644)为临清州,乾隆四十一年(1776)升为直隶州,民国降州为县。

  临清境内有三条古河流经:清河从西南而东北沿西部边境而过,会通河由东南而西北从境域中部穿过,马颊河自西南向东北沿东部边境而去。黄河主、支流亦曾数次流经此地,清河、会通河多次与黄河合流。自明代黄河南徙后,清河、马颊河皆与海河汇流入海。自古以来,临清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临清”之名缘于古代清河,有“临近清河”之意。历史上的几个古城均傍河而建,临清可以说是“因河而城”。随着元、明、清三代对会通河的开挖与整治,临清成为漕运咽喉之地,逐渐成长为运河沿岸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临清又是“因漕而兴”。由于水患、兵燹、政治、经济以及决策等原因,临清县名几度变更,城治与城址位置也数易其位。考察历史时期临清城址的变迁脉络,对于古代经济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古城址的探索也是古城遗址大面积发掘的准备工作,笔者利用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以及出土文物,对临清古城名城、位置、规模和布局等提出初步意见,以期抛砖引玉。

  图1 临清历代城址位置示意

  资料来源:基于百度地图作者自绘。

  一 早期(春秋至汉代)临清城址的起源

  春秋时期,临清境内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有人聚居的城镇,史称“贝丘古城”,其遗址在今天山东省临清市大辛庄街道办事处近古村西南约200米处。据该村《常氏家谱》记载,常姓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3)在此开设店铺,命村名为“常店”。至清雍正九年(1731),因村址紧靠贝丘古城遗址,村民集议将村名改为“近古村”。 贝丘又作“贝邱”,《说文解字》解释“丘”为“土之高也”,《尔雅》又云“四方高中央下亦曰邱也”。在古代,人类聚居的地方多称为丘,仅见于《春秋》和《左传》记载的将近40个 ,如春秋时期的清丘、葵丘,战国时期的沙丘、废丘、宛丘、顿丘,不胜枚举。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水与城建历史问题:城郭建于“丘”,既因据水利,亦因防水患。换言之,所谓城“丘”者,乃因近水之高地而建。

  黄河泛滥是危害临清境内居民生存的最大天灾,人们以高地土阜聚居避之。“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决宿胥口,在今濬县西南,出濬、滑之间,循今之卫河即漳水,掠大名、临清,循南运至天津入海,是谓初徙。” 这是黄河的首次改道,在今淇河与卫河合流处,行经路线大体似今卫河左右,史料同时也指出流经的几个重要城镇,其中就有贝丘 。汉代又在此置城,时封清河王于清河郡,于是改清河郡始置为清河国,治所由今河北省清河县境迁入此处。据《太平寰宇记》云:“贝丘在今县东南十五里,有汉贝丘县故城存,城中有贝丘,髙五丈,周回五十步,兼有后汉贝丘长博陵刘伯言、北海苑盖兴二碑,并文磨灭。” 据当地老人讲,五十年前遗址高出地面数尺,南北有几十丈长,面积约存500亩上下,东、南两段还可看出城的规模,砖瓦块亦随处可见。

  临清境内的贝丘虽史料记载无多,但自两汉迄宋历代均对其记忆犹新,概因之为黄河故道和今道分流处的地理界标。正如宋人张洎所说:“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

  二 建置时代(西汉至金元)临清城址的迁徙

  (一)清渊古城

  临清置县始于西汉,汉高帝年间(前206~前193)置清渊县,隶属于冀州魏郡。后历两汉、三国、西晋至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存在时间长达500多年。古清渊县治所当在今河北省馆陶县的青阳城(今青城村)处。《山东通志》载:“青阳城在县(馆陶县)西十里马头渡,相传汉冯异追铜马贼于此。” 《馆陶县志》载:“清渊县故城在县西北十三里,汉置县,属魏郡,俗曰清阳城。”

  实地调查可发现青阳城村附近地势高亢,有一条明显的河流痕迹绕其侧自西南而东北流过,这条河流就是历史上的清水河。据《水经注》记载:“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东北过获嘉县北”,“又过汲县北”,“又东入于河”,“又东北过馆陶县北”,“又东北过清渊县” 。结合考古发掘,这里曾集中出土一批汉代陶器,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实非普通民众所能拥有,说明了青城村一带确系汉代政治活动中心,也有力地证明了此地为古清渊县治所的可能性。

  那么,清渊县因何而得名呢?“淇水又东径清渊县故城西,又历县之西北为清渊,故县有清渊之名矣,世谓之鱼池城,非也。清渊县有清渊城。” 淇水本是黄河支流,在今河南淇县以东汇入黄河,清水从西南来与淇水汇合流向东北。河水流至此地,聚而成渊,城之西北有清渊潭。因河水在此地域分流汇集,形成水内有城、城中有水的景观,“清渊”之名由此而得。

  (二)清泉古城

  西晋咸宁年间(275~279),改清渊县为清泉县,隶属司州阳平郡。后赵建平元年(330),又改清泉县为临清县,隶属司州建兴郡。“临清”之名始于此,有临近清河之意义。《水经注》载:“置临清县于水东,自赵石始也。” 临清县城在“水东”,也就是在卫河以东,俗曰“水东临清”。卫河古称“清河”,在馆陶境内漳河与卫河交汇后合称“卫运河”。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复设清渊县,隶属司州阳平郡,治所在今冠县东北40里的清水镇。隋开皇六年(586),析馆陶县、清渊县各一部分置冠氏县(今冠县),这样清泉城便从临清行政区划中析出。

  清水镇曾有清渊泉,又称清水泉。“清渊泉在临清县清水镇,今州东四十五里” ,水清甘冽,而清泉县、清水镇均因之得名。如今在该镇尚可寻到残存的围子和城垣,据当地老人讲,民国时期古城围子颇为壮观,城墙上尚能跑马。当地农民在挖地窖子的时候,还能挖掘出古时的残砖墙基和陶瓷瓦片。清泉古城的城垣在道光年间进行过重修,只是到清末逐渐颓圮。《冠县县志》记载了民国时期的修筑情况:“民国六年重修,围廓墙濠悉如旧制,惟添修东西门各一,南关及西关门各一,南北门上均有门楼,南门仍名关洛要径,北门仍名燕冀亨衢,南关门曰丽泽,南东门曰映岱,北东门曰怀安,南西门曰信成,北西门曰悠久,西关门曰阜财,南关围墙一百丈,西关围墙一百丈,高与大墙等。”

  (三)临清古城

  在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复设清渊县的同时,另于县西40里置临清县,治所在今临西县仓上村东附近一带。仓上为北魏临清县城的粮仓重地,古城遗址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非常适合粮作种植,素有粮仓之称。当时,清水镇的清泉古城与仓上村的临清古城同时并存。考《水经注》云:“(北魏)又别置临清县于水西,与后赵之临清并非一地。” 康熙《临清州志》载:“(临清)旧城自后魏始,在卫河西,土人曰旧县集者。” 北魏时期的临清古城俗称“水西临清”,与“水东临清”遥相呼应。

  “水西临清”到唐宋时期盛极一时,此时的临清城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3公里,面积约计4.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东至跃进渠(古永济渠),南至联结渠南300米,西到县官仓,北到古城墙。城西紧邻隋唐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因而此地也是古代建仓储粮的好地方,当时永济渠东河沿建有大型码头和官仓。官仓之东现称“堂台子”的地方为县城署衙所在 ,在考古调查中,这里曾出土大量隋、唐、五代和北宋历史时期的砖瓦、瓷器、陶皿等,足以证明这一点。县衙北建有钟鼓楼、文庙、武庙、奶奶庙等。如今,北城墙、北城门遗址尚存,且有一段半米多高的城墙残垣,夯土层明显。

  “水西临清”古城存在时间长达600多年,不过在这期间,临清县治曾有一段时间划归宗城(今威县)。宗城始建于隋仁寿元年(601),金天兴三年(1234)废。宋熙宁四年(1071),黄河在大名决口,“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 。大名时为陪都称“北京”,三省六部一应俱全。史载:“宗城,畿,熙宁五年省临清县为镇入焉,当年复旧,寻以永济隶临清。” 黄河洪水将临清县城淹没,县衙也被冲毁,不能正常办公,遂暂时降县为镇并入宗城县,当年末待县衙修好后,又恢复了临清县。

  仓上村所在区域地势较低,“其地洼下特甚” ,俗传叫“月洼” ,现今仍能见其轮廓。此处曾建有一寺叫“月洼寺”,尚有遗址可考。同时,由于几条河流在此相汇,这里一直是水灾最严重的地方。北宋末年,黄河决口,多次从县境北流,临清古城本来处于洼地,再加上黄水泛滥,以致尽败庐舍,城内倒塌殆尽。金天会五年(1127),为避水患,临清县治所自仓集镇迁徙至卫河东岸的曹仁镇(今临清市旧县村),在此设河仓以储粮粟,逐渐发展成为御河上的经济大县。《金史》载:“临清有河仓,镇一曹仁。” 曹仁镇为运河岸边的漕运粮仓所在地,这当为迁治的另一重要原因。不过,值金元之交的战乱,如此经济大县渐趋萧条。有关元代临清县治的记载只见于《寰宇通志》:熙宁间,“废临清为镇,寻复置,后徙于县东南四十里曹仁镇,元因之。” 则元代临清亦治曹仁镇。

  三 漕运盛时(明清至近代)临清城址的拓建

  (一)临清砖城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后,“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遂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凿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 。会通河在曹仁镇以北约五公里处与御河交会,这个交汇点遂成为南北水运之枢纽,于是商贩之夫日益屯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集镇,因位于会通闸之侧,命名为“会通镇”。在永乐九年(1411),明王朝重新疏浚会通河,漕粮悉由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 。临清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挽漕之咽喉,舟车水陆之冲” 。

  会通镇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其繁华程度已远超当时的县城曹仁镇,因此,明洪武二年(1369)遂迁县城至会通镇。当然,迁城的目的也是为了躲避水患,同时出于方便管理漕运、督造粮仓。“徙县治汶、卫环流之中” ,临清县治所自曹仁镇北移至中洲(当时属于会通镇)临清闸处(今市区考棚街纸马巷),“自鳌头矶迤西,凡在汶、卫二水之间者曰中洲” 。由于临清所处的战略和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又因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发生,出于防务之需,景泰元年(1450)始筑临清砖城,选址在会通河北支流东北方向地势高亢之处,遗址范围为今市区曙光路、红星路、大众路和解放路所围成的区域。纸马巷遂成为县治遗址,如今仍有古建筑门楼一座,其上为挑檐阁楼,其下专设砖门,门楣上镶嵌“县治遗址”字样。当时,砖城的城墙“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围九里一百步”,城门“东曰武威,南曰永青,西曰广积,北曰镇定” 。城墙上设戍楼8座,戍铺46处,为方便守城人马上下城墙,还特设蛾眉甬道。城墙外绕以护城河,深、宽均为9尺。临清市文博专家马鲁奎先生曾实地考察,发现所用城砖多系明代临清砖窑制造,每砖都引有“临清城砖”字样。砖城肇建告成后,治所遂又迁至砖城内居中偏西南处,并以此为营建坐标参照点,“左建帅府,以居总戎,其余藩宪、分司、卫所、县邑、学校、仓廪,凡百司局,各以位置” 。

  图2康熙年间临清州城

  资料来源: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

  砖城奠定了明清两代主要作为行政空间的临清城郭的格局,其后虽屡有维修,但城郭形态并无太大改变。明清以来迄民国时期,临清砖城的维修主要有如下数次:明弘治八年(1495),兵备副使陈壁增对城墙增建矮墙,修筑月牙城,即城外用来屏蔽城门的半圆形小城,并在城门处修建石桥,桥随城门名分别称为武威桥、永青桥、广积桥、镇定桥。明正德五年(1510)兵备副使赵继爵、八年(1513)兵备副使李充嗣、嘉靖十五年(1536)兵备副使张邦教、清顺治十年(1653)副使傅维鳞、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州佟世禄等人,先后对部分倒塌的城墙、毁坏的城楼、堵塞的城濠等进行修缮和疏浚。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州戴知诚大规模重修城墙,除保持景泰元年初修城墙时所采用的城垣内外由城砖镶包、中间用土夯填之法外,又将城墙改建为高三丈一尺、下厚二丈五尺、上厚一丈五尺的金字塔式样梯形城墙,使城墙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得到加强。清同治十一年(1872),州牧王其慎兴工修葺城墙。民国5年(1916),县知事阮忠模小规模修葺城墙,并在东西隅增建魁星戍楼。民国21年(1932),县长徐子尚在西南隅另辟博源门。 凡此兴修,主要是修补城墙,重修、改建或增建城楼,加修防御设施,于城垣则并无改变,因而也就不会改变城垣外郭形态。

  (二)临清土城

  明弘治二年(1489),临清县升为直隶州后,“城西及南隅,商贾丛集,自弘治而后,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 ,因而在中洲与运河两岸地带,逐渐形成新的居住与商业空间。明正德五年(1510),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先后重创济宁、博平、夏津,并攻陷武城、高唐,对临清形成半月形包围。于是,兵备副使赵继爵组织军民在会通河与砖城之间掘堑濠、筑土围,当时这道土围子称为“边城”,亦名“罗城”,此为营建土城之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学士丘浚曾分析临清地理形势道:“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东控齐青,北临燕赵” 。为此,他提出占据中洲、跨河为城的构想,请求进一步修筑土城,后来经过46天的时间得以竣工。这次修筑是在原边城围墙基础上拓而广之,起于砖城东南隅,止于砖城西北隅,延袤20多里,跨汶、卫二水,呈一弯月形,俗称“玉带城”。城门有6个:“东曰宾阳、景岱,西曰靖西、绥远,各有月城,南曰钦明,北曰怀朔。” 同时,还开辟了3个水门,分别为东水门、南水门和北水门。无论城门和水门,其上“各建戍楼,对峙其上,为戍铺三十有二” 。上下城墙的通道、守城士兵战守之屋室、护城河的深阔和城墙的高厚,均与砖城相差无几。相对于新城,史称原先的砖城为旧城,故砖、土二城亦有旧城与新城之称。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起义军血战临清月余,土城损毁严重。叛乱平息后,土城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将领林凤祥率军攻陷土城,再次重创城墙。同治二年(1863),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率军也曾攻破土城。百年内,临清“迭经兵燹,元气不复,城中人烟寥落,非复当年繁盛矣”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后,劣绅土豪乘机肆意破坏城墙。1945年临清解放后,政府号召拆除城墙,临清城墙逐渐消失。

  图3民国年间的临清城

  资料来源:民国23年《临清县志》

  四 余论

  临清城址变迁的历史已如上述,现从城址迁建、商业都市以及城市造型等方面,对临清运河城市的特点进行整体性探讨:

  (一)临清城址的迁建。临清城址之所以多次迁徙,地理环境起到的作用较为突出。《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是古代城市择址时对地理环境提出的要求。此地河水资源相对丰富,古清河从其腹地穿过,《战国策》载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即指此河。城治与水体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从地名上亦可反映出来,“临清”、“清渊”、“清泉”等称谓皆因水而名。临清城的历史因河而兴,得水而灵。不过,临清地处黄河下游平缓低洼地带,凡有水患定会首当其冲,暴虐的黄河历史上几经光顾。而卫河河床弯曲狭窄,行洪能力有限,每遇上游地区连降暴雨,行洪超过河道容量,就泛滥决口成灾。所以,临清一域从聚落发展为城市,城址几经迁徙,始终在河水两边摆动,其命运维系于“水”。

  (二)典型的运河商业都市。临清是隋、元两代大运河的交汇点,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大运河始经临清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由洛阳经临清到天津直抵涿郡(今北京),是谓“永济渠”。元代对大运河进行“弃弓走弦”的线路改造,开通了从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从此开启了漕运的繁盛时代,临清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临清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最为兴盛,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临清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景泰年间始筑砖城于会通河之东,正德年间扩城范围位见记载,“据地望判断,不会超出会通河东” ,一直到嘉靖年间扩筑土城后,临清城的规模才最终定型。

  砖、土二城形成了界限相对分明的两个社区,一个是以官署、粮仓为主体的行政社区,一个是中洲地区与砖城紧密相连的商业社区。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的城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行政、军防为主要功能的“城”,另一类是在“城”之外发展起来的经济市镇。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认为这两类是一体的,只不过市镇是“城”得以形成的基础。 临清的城市发展史基本上支持了施坚雅的看法。按照城市空间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临清当属复式城市类型之一种,是在运河两岸的沿河集合城市,带有砖城和土城两个都筑有城墙的组成部分。如果从城市形成过程中职能扩张与整合的角度出发,临清又可以视为一种拓展型城市。临清先是因应军事、政治或行政管理的需要始筑砖城,同时,由于商业发展在原城郭之外逐渐形成商埠,土城是在砖城附近逐步拓展而形成的,因而突破了治所城市之局限的意义。

  (三)临清城市的造型。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中,县城、州城的营造均有一定的体制,大略为四方形,这是政治城市的特色。临清自明代以来,转变为全国性商业都市,其城池因地制宜,顺应河势,不拘一格,形制为二城一池,防御体系日臻完善。砖城以广积仓为基础,“故其西北凸出,俗谓之幞头城” ,当地百姓又称之为“纱帽城”。砖城四座城门均不相对,四条大街皆不直通,因而形成一个卍字形。砖城四周掘以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并建筑四座桥对应于城门,桥名以城门名命之。护城河里的水主要来自运河,护城河通过月河与运河相连。月河即小型水柜,当运河水涨之时,河水流入月河,枯水之际月河里的水再补给运河。土城横跨运河两岸,按照卫河以及会通河两条支流不规则的弯曲形状,在河外加阔开深堆筑而成。二城相连形似“葫芦含丹系玉带”,因而临清城市造型是一个宝瓶城。

  (注:本文发表于CSSCI来源集刊《城市史研究》2018年第39辑。)

  作者介绍:

  周嘉,男,1983年8月生,山东莱西人,人类学博士,中国史博士后,现工作单位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运河文化史。先后于上海大学师从张佩国教授研习人类学,于山东大学师从徐畅教授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在《民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城市史研究》、《中国道教》、《美食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中国运河志·人物卷》、《中国运河志·文献卷》、《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志》等书的撰写。荣获山东省民政厅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二等奖一项、山东省政府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一项、聊城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聊城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聊城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两项,作为第一参与者荣获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

责任编辑: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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