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奠基者翁文灏和他的时代

2018-07-18 11:02:47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王梅

  有一阵子,我很着迷年谱。夜晚灯下,一杯清茶,窗外七八声雨点打在窗台上,年谱里特有的时间感一下横亘过来,一个人一生行迹和命运的隐语都能在这里找到。

  《翁文灏年谱》是我翻阅最多的一个。

  他掌管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被称为近代中国地质科学的“圣地”,一百多年后的我辈有幸还能在北京一条不起眼胡同里找到旧址——兵马司胡同9号早已改为15号了,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它以前的老称呼。它的建筑模型如今陈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展厅里。十多年前,台湾籍矿冶工程学会的学员曾专程到兵马司胡同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

  地质泰斗

  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央地质调查所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但倘若说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就会少了些生疏,八十九年前这一轰动世界的发掘和研究,便是翁文灏领导的这一调查所的功绩。那时新式教育才刚刚起步,很少有人知道地质学是干什么的。刚开始还招不到年轻人来所里工作,谁会想到,后来的它为近代中国科学史标注了闪光一页,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地震学、土壤学等各领域的杰出人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界6名院士有4位出自兵马司胡同9号,而到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有近50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同行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那真是一个激情奔腾的岁月,作为当时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被视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难怪胡适在点评一周国内大事的文章中会这样写道:“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而翁文灏这个名字,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经代表了一个学术的高峰,在中国地质学,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矿床学、地理学、地震学做出了许多拓荒性贡献。燕山运动理论、中国第一本有关矿产志的专著、第一张着色的中国地质图,第一本地震专著,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山脉的学者……都著着翁文灏的名字。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先后被选举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德国哈勒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澳大利亚采矿冶金学会会员等。

  一一细数这些,不禁让人感慨,这得需要有多少沉淀才能撑得起这些荣光啊。但即使盛名在世,到野外地质调查时,所长翁文灏照样和同事一样,有时身上背个柳条包,里面装上凿子和矿物岩石标本,坐着运煤的车皮到要去的目的地;有时交通工具是毛驴或独轮手推车,靠着它们跋涉荒野采集标本;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路的,需手脚并用,担斧入山。翁文灏要求“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 这样的治学精神让今天的人深怀敬意和怀念。

  救国于危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那场车祸,翁文灏会不会是一个只为学问甘心付出所有的学者?

  年谱里,1934年2月16日这天,正值农历新年,翁文灏赶往浙江长兴县做地质考察。当车子开到武康县时,汽车撞到了桥栏柱上,他头部受重创,当场昏迷。

  翁文灏遭遇车祸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他被连夜送往杭州广济医院抢救。许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纷纷打电报,探问他的病状。《大公报》一直跟踪报道,向读者随时报告他的病情。蔡元培邀请的医生和从上海请来的德国医生几乎同一时间到了杭州。好友胡适为此事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各大学术团体也纷纷致电慰问。很快蒋介石也知道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独立评论》赫然写道:“翁詠霓(詠霓为翁文灏的字)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在医院的七十多天,原本家人已备好了后事,万幸中,翁文灏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年后,翁文灏作了一首诗《追忆京杭公路之行》,其中有两句云:“救时誓作终身志,拼死愿回旧国危”。此时的他已决意放下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这一改变的起因始于对蒋介石救命之恩的报答,更直接的背景是,山河破碎,神州上下纵走横流满是血泪和国恨。抗战全面爆发后,翁文灏除被委任经济部部长职务外,还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工矿调整处处长,这些职务将翁文灏推到了战时经济领导者的位置,成了当时经济政策重要的制定者和实践者。

  历来破坏易,建设难,在烽火抗战中发展战时经济,尤甚艰辛。战火烧到了上海,翁文灏主持了400余家东南沿海厂矿内迁后方。一边是炮火连天,一边是车船带着物资颠沛流离。日记里,他曾记述了工厂设备沿峡江而上的险境:“百十个纤夫迎着寒冷的江风,伛偻着身躯,合力拉纤,耳边水声如雷,身旁悬崖峭壁,血往上涌,往往半小时的挣扎,船竟不得前进半尺。”这一画面不啻是苦难中国的真实写照。 战争爆发,急需自己供给能力,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也能缓解被动局面。内迁完成后,翁文灏将心血都用在了建设后方,存续的火种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得以延绵,办起了钢铁、煤矿、电力、机械等工矿企业,支援军需民用,在国家危亡夹缝中苦撑起经济重责。“一滴汽油一滴血”,是抗战时对石油的比喻,当时最紧缺的能源物资,莫过于石油。建于戈壁荒漠之上的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矿,便是翁文灏一手组织开发的。玉门油矿除了生产出能源支持大后方抗战,还造就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便是当年玉门油矿的技工。后来国家发展所倚重的这些人,便来自曾在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苦人之命

  翁文灏这代人,年少时拖着辫子,从私塾走向新式学堂,后来辫子剪掉了,出国留学从中国走向国外。他到西欧各国游历考察过,亲眼目睹了他国工业发达程度,深知发展工业方可强国。年谱里,1939年10月10日,直接引用了翁文灏发表在《中央日报》一段文字:“经济建设固然要以国防为中心,但对于提高人民生活也应特加注意,因为经济建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民众脱离穷苦生活,享受现代的幸福。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巩固国防,提高生活。简言之,是要强要富。”虽是征引,编者却有春秋之意。

  身居要职的翁文灏似乎一直在承受着内心煎熬。一方面他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抗战后极力想避而远之,一方面又在尽己所能为多难的国家做点事,能做一分是一分。他与孙越崎有过一次长谈,聊到了自己日后的去向。此时的他已五次上书蒋介石,说自己原为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现在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他厌倦了做官,只想去搞一点“实际事业”,这个“实际事业”便是创办一家中国石油公司,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石油供应问题。能源是现代工业前进的轮子,抗战时翁文灏组织玉门油矿的开发,令他深切体察到石油工业对国计民生的意义。1946年5月,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最大、唯一的国营公司“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按翁文灏制定的远景,公司将集勘探开发、炼油、卖油多管齐下,它的全部家当,除了玉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还有抗战后接收的台湾高雄、大连炼油厂、锦西炼油厂,以及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的储油所。

  但后来时局发展没能给他机会。国民政府行宪组阁时,翁文灏被蒋介石硬生生拉上了战车出任行政院院长,这列战车仅六个月零两天便在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中灰飞烟灭。

  翁文灏身上,胶着了各色纷繁复杂的标签:地质学家、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归国的爱国人士。这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代表人物,是胡适推崇的“好人内阁”的典范,在国民党政府内,凡做过行政院院长的,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像翁文灏那样两袖清风,可惜他生不逢时,一身清名被梁木已溃的那个政府玷污了。他半生的希望和幻灭,都变成了昨日的半杯残酒,一盏孤灯,一段蒙尘的历史。有人叹谓翁文灏是“苦人”,胡适说,翁詠霓,命也。

  斯人已远

  当年那场车祸发生时,还在协和医院养病的丁文江,与医生争执着要强赴杭州,他只有一个念头:“詠霓这样一个人是死不得的。”后来他赶到杭州,把在翁文灏病榻前的感想写成了《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地质调查所是个穷机关,没有汽车。他正代理清华校长的时候,清华有汽车。可是他除去到清华来回外,从不用学校的汽车。后来所里经费稍有增加,大家都劝翁文灏买一辆汽车,翁文灏却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了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一年后,受命为大西南备战准备的丁文江,在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时,不幸因煤气中毒身亡。为救丁文江,翁文灏从南京飞抵长沙,甚至动用了蒋介石专机,想把丁文江接至上海治疗,可惜已无力回天。

  命运的多舛,令两人都为对方写下过追忆文章,一个死里逃生,一个撒手人间。倘若翁文灏一直搞他的地质,至少他能延续好友丁文江的夙愿,将中国地质和他一生的学术贡献再光大些,他一生也会更纯粹些,但这样的假设有时就像水中月镜中花。翁文灏曾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不过如此》文章,刊登在《独立评论》上。文章里,他说自己“原只想在自己范围内做一些于自己兴趣相合的工作,可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悲痛和烦闷是当然的,我自问还有三分血性,要紧的是认识到认真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像中国这样积弱积贫积愚积乱的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非但要努力,真还有拼命,就像义勇军,把他的子弹打完了,就是死在沙场,也算尽了国民的责任,叫世界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

  这段话距离现在仿佛已是很久远的事了,如今读之,犹自觉得难过。做学问的,大凡有两类,一类为民族的命运殚心竭虑,他的学问是用来济世安民的,另一类只对学问发生兴趣,为学问而学问。放下学术功名的翁文灏无疑成了前一类。一个因车祸险些丧命的人,后又起身去承担一份看似宏大而实际的东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履行着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在那个山河破碎时代,这样勇毅笃行、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翁文灏年谱》我断断续续看了数年,没有哪个人年谱让我看得如此之慢。如今在杭州已找不到广济医院的踪影了,唯一指认可辩的,老杭州人告诉我说,现在浙二医院的前身就是它。医院门前每天都车流不息,处处尽是安好的美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惊全国的生死抢救,以及背后一个时代的风云。

  知翁文灏很难,当我读完年谱,还是没能懂得他的全部。如今关于翁文灏这个“人”的鲜活描述,很难见到。我唯有一次在宁波文史资料上,看到这样一个细节:翁文灏回乡从不车马相随,总是穿着长衫,独自一人散步在村里的田间阡陌中。

  这穿长衫的背影啊。(王梅)

初审编辑:魏鹏

责任编辑:刘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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