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记作品中的“凤凰女”形象细分

2018-04-04 16:27:50 来源: 大众网 作者: 宋晓英

  [摘要] 细读中西传记作品中的“凤凰女”形象,发现其传主“虚设”的自我身份与其“实存”的命运间充满了矛盾。将法国“时尚先锋”香奈儿、“情人”杜拉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等相关的传记内容与中国女性传主的事迹比较,其“逆袭”与“寻父”、“逃家”与“弑父”、“归来”与“放逐”等历程既有文化的差异,也有性别的相似。追寻不同民族的“女儿”对“父系”文化“逃离”与“归来”的历程,辨析其行为命运如何印证了现代社会的世态与生态,对其历史蕴涵与未来影响做出评估,具有人类学比较、文化归因与哲学考辩等的意义。

  注释:选自《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出版社),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W113)、2012年度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项目批准号:SDYY1201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宋晓英 济南大学

  “凤凰女”的概念来源于“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即几乎每一个贫穷的女孩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化蛹为蝶”的决心与行为。论者拟追踪“传记文学”文类,即人物真实事迹基础上的自传、他传、自传体小说、传记影片中的“凤凰女”形象,进行中西比较与溯源。通过细读,发现对传主及其群体的道德评价、人格鉴证并不重要,探讨其“向父权寻租”或“由底层反抗”是否普遍,其逃离故乡与回归父族文化中的深层心理,其行为或人格所代表的人类学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如:反抗之初,她们自我预设的“真我”或“超我”形象,被历史证实了是一种“实际的上升”还是“虚妄的存在”?如预设达成,事业的成功与情爱的圆满已经实证,其精神的破碎与灵魂的空洞是否仍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存在?论者拟选择具有时代特征、文化标识与文学代表性的传主为范例。

  一、“寻父”与“逆袭”

  “寻父”,指利用男性强权为女性自我的成功铺路,“逆袭”,指以底层反抗者身份朝权力中心突进。按照福柯的理论,现代社会中,权力已渗入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只控制了人们的肉体,其行为关系,而且内化至灵魂深处,达到了隐性的精神控制。他同时坚称,权力关系并非单向度向下,简单体现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1]15而且呈多元纠结的网络结构。人们既可能是被权力控制与支配的对象,也可能借其扶摇直上,甚至可能成为其实施者与帮凶。法国“时尚先锋”可可·香奈儿,与中国《一朝忽觉京梦醒》的作者“女博士”,正是中西权力纠葛中两个具有标识性的人物。作为“传主”,她们与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形象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名利场》中的利蓓加·夏泼一样,有力地证明了被权力的魔咒所附着的人,其精神的依赖与恐慌如何难以避免,生命的安适怎样地永不再来。在可可·香奈儿那里,体现为风云一世,但终其孤独;在“中国女博士”这里,是曾经昙花一现,但事业家庭的丧失。分析二位传主形象,须着重考量的,除了由“边缘”欲进入权力中心时心理的纠结与人格的嬗变,还须从时代、民族等多方位寻本溯源。

  有关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的传记作品很多。美国传记电影《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2008)渲染其作为“情人”的魅力,法国影片《时尚先锋香奈儿》(Coco avant Chanel,2009)再现其事业的辉煌求进。法国作家撰写的香奈儿传包括保罗·莫朗的《香奈儿的态度》,马赛尔·黑德里希的《时尚先锋香奈儿》。[2]

  这些作品立意不同,所再现的香奈儿事迹轨迹相似,褒贬却大相径庭,特别对她与众多“恩主”的关系是“情爱”还是“利用”纠缠不清。但其一路攀援,以屈求伸的动机与行为是无可辩驳的。

  Franois Baudot的《香奈儿回忆录》[3]与全球《时尚》网站上的《香奈儿年表》[4],应该是最不事渲染的版本。应该承认,香奈儿的成功,与其“建功立业”的雄心、“特立独行”的“法国精神”,特别是她的审时度势紧密相关。20岁她靠卡柏的钱开了小店;22岁时改为服装沙龙;23岁时,她的运动品牌登上了《时尚》杂志。她懂得怎样抓取男人的心,知道事业的成功之道在于“标新立异”,而且是一个迅疾的行动主义者。女性只穿裙装的时代,她穿上马裤骑上马背;鲍伊·卡柏婚后,她不顾世俗的议论继续当他的情妇,直至1919年他不幸早逝。1921年,她结识香水达人Ernest Beaux,酿出了著名的“香奈儿5号”,从此一步步走向事业的辉煌。关于她的事业与情爱的关系,有许多的回忆录与传记可以参照。香奈儿绝不是感情的奴隶,但她充当了一个又一个男性的paramour(法语,情人)。“香奈儿人生模式”的重点在于以商业成败代替道德评价,将“你有才华,我有资本”。[5]的交换原则发挥到极致。为了成功,她不在乎“暂屈”为一个个男性的“第二夫人”。其“往上爬”的特殊模式本应受到一定的社会批判与道德深纠,但大部分关于她的记载,包括维基百科[6],均弱化了她对男性力量的依仗,突出了她的独立不羁,甚至把其上升到人格独立人性尊严的高度,甚至把这个独领风骚的机会主义者打造因为爱人早逝而一往情深、终身不嫁的烈女。

  应该承认,香奈儿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奋斗”。她在战争期间让女人穿得简约,在女权主义时代让她们穿得优雅,战后打造奢侈品牌,占领珠宝、化妆品、时装等领域,使自己的名字成为世界著名品牌。某种程度上说,“香奈儿人生模式”在西方屡屡被复制,意在虚饰其平权与自由。从德国女导演的《里芬施塔尔回忆录》,到美国黑人脱口秀女王的《奥普拉·温弗瑞传》,女性传记遍地开花,恰恰旁证了女性的成功为数极少,男女的平等远未能实现。

  东方语境中,一个“逆袭”的女人不但不会像香奈儿这样容易成功,还很容易身败名裂,这是《一朝忽觉京梦醒》[7]这部自传体小说作出的结论。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这位“中国女博士”是以香奈儿等为自我人生参考的“镜像”的。巴黎与外省、京人与北漂、平民与贵族、男人与女人间的距离是她们共同绕不过去的命运基点。但她们的结局如此不同,一个被万人颂赞,一个为千夫所指。主观上,或许在于其目标、理念还是有所差异。香奈儿生长于《国际歌》诞生的国度,“借势”虽是她的手段,“我的上帝从来不是牧师的上帝”,(上帝是我自己),才应该是她真正的心声。当然,东方的“女博士”也不一定是天生的女奴,她也有自己的“奋斗”史,一个理科出身的外省青年进入“京都”文科博士后的行列,也有她一路向上的努力与艰辛。但从这本“自传体小说”的去看,她主要的目标不是要做“理论女王”(学术界也主要是男性把握),而是攀附“王子”,要做“天后”。她试图以6万元博取进京名额,失败后强取100万补偿,仍不依不饶,要获取更多的情爱(权益),不成功就“成仁”。其“寻父”与“寻仇”的意义复杂,除了关系利用,还包含了对权力中心的心理归属、人格归顺以及失败后的极端反叛心理。人们指责“女博士”的手段不当,但对其自述的“受排挤”、“遭孤立”等尊卑浮沉,却保有了一定的同情,她自塑的“底层反抗”代言人形象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这说明她的命运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命运,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与中国的权力场域紧密相关,源于深厚的传统意识积淀与现实的基础。

  应该承认,无论中西,一个性别弱势的人,完全摆脱福柯所言的“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权力话语与行为钳制,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与后文所述的“逃家女”、“归来女”相比,“逆袭”的“凤凰女”缺乏一定的道德内省与人文反思,其向“权力寻租”的行为肯定会产生一定的不良效应。从传记文类的意义去看,衡量一部自传是客观诚挚,还是主观炫耀,一部传记是商业性成功还是人文精品,除了基本的事实是否符合历史,事例是否真实以外,还要考辩其是否包含了“忏悔意识”与“道德自律”,是否提倡了“人文自省”与“社会的良心”等。两位女传主高调张扬,与大众媒体合谋为法国“时尚女魔头”与中国“女博士”形象,若说是“时代精神的标识”,也只是一种商业文化的浮泛形象,而非人文精神的典范。

   二、 “逃家”与“寄居”

  若说“时代精神的标识”与“平民英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是公认的典型,她的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等对文学写作影响致深。杜拉斯是一个“逃家女”,其作品中,“埋葬”了“父亲”的形象,“射杀”了“情人”,是一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的”的“时代先锋”与“文学大纛”。旅美中国女作家严歌苓《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大陆女子的婚姻》等纪实性文章中,同样包含了真正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忧思。她论证了女性为生存发展在世界性的迁移过程中,必经怎样的孤零,怎样的漂泊,才能举步维艰地由“丑小鸭”渐变为“凤凰”,在远离故土的他乡,须经怎样的身体贫病与灵魂的撕裂,才能最终“反败为王”。

  “逃离故乡”与“生活在别处”,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精神追寻之“异托邦”与“乌托邦”意义上的两种阐释。对故乡的逃亡既源于客观上压迫的深重,也源于对“我”所依附的阶级、族群、亲人等自觉的“剥离”。中西传记中的“逃家女”似乎永远走在“逃离”与“追寻”的路上。在故乡,她们是“她者”,不被承认,没有归属,“逃离”的“异托邦”(heterotopia)的意义在于,梦想找到自我生命的“补偿性的差异地点”,换一方天地,或许有摆脱阶层压迫、精神禁锢的可能。其乌托邦(utopia)的结局在于,事实上,逃家=流浪,“生活在别处”指向虚幻的精神家园,一次次突围等于一次次疏离,达不到“处处无家处处家”,却归于永远的精神流浪。杜拉斯说:“我是一个不会再回到故乡去的人了。……我本来就诞生在无所有之地”[8]100,严歌苓定义自己为“寄居者” [9] ,在美国“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10] 。与香奈儿、“中国女博士”不同,她们是作家,知识分子,并不因后来的成功忘却过去。个人角度说,她们仍“咀嚼贫穷与痛苦”;从作家的责任看,她们把目光投向更多的边缘者、畸零人、弱势群体。无论是选择性删除自己的过往,还是对阶层的沟壑视而不见,都意味着容许世界不公、贫富不均的公然存在,这是她们的良心所绝不允许的。

  散文集《物质生活》与《世界》中,杜拉斯总结自己的命运来源于祖国对其子民的“外弃”。殖民时代开始,资本主义扩张,欧洲各国政府大肆蛊惑自己的国民奔赴殖民地,夸大了亚非拉土地上财富积累的可能。杜拉斯的父亲病死在越南,法国官员卖给母亲的“柬埔寨贡布附近”的土地被河水淹没,家庭破产,“我们一家人都被抛弃了。”那片布满战争、瘟疫的东方土地,成了杜拉斯一生的心结。为什么“厚颜无耻”[11] 成为殖民地穷苦白人家庭的主调?因为他们要夺取财富,以赎回被剥夺了的尊严;少女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因为所有的民族中,美丽的女孩都要成为为家庭换取生存机会的献祭者。“小女孩”要逃离这个家,逃离“印度支那”。《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苏珊”就在吊脚楼下等啊等,等着期待的一个人,等着出卖自己的机会。《情人》中的少女上了一艘去西贡的船,偶遇到一个“中国富人”,被他诱惑或诱惑了他,由他把自己连接到外部的世界。“被爱”是一种屈辱的记忆,白人女孩眼中这个“情人”是一个黄种的“下等人”,但母亲知道可以用这种方式补贴家用,立即请寄宿学校允许“我”自由外出。“大哥”打骂我,羞辱“情人”,但从不拒绝他的馈赠。“父亲”是文学中重要的象征意象,除了伦理血缘之父外,人们还追求“精神价值之父”,人生道路上的“提灯人”。杜拉斯自传性作品中“无父”,亲生父亲很少出现,“代父”的“情人”都是些人格上无法站立的“畸零人”,尽管他们不缺乏财富。在其它文学作品中被塑造得“英勇高大、浪漫多情的骑士矮化成为猥琐的男人,他们身上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甚至是渺小可鄙的,他们简单粗暴、吝惜感情,在女人身上他们只是寻求欲望的满足。”杨娜《无根漂泊的生命体验:魏微小说的三种叙事类型的表义结构》(2016,沈阳师范大学P24页。)

  “女孩”要夺回一切——白人的尊严,殖民者的身份,受教育的权益。杜拉斯回巴黎接受大学教育,在殖民部做公务员,恋爱结婚。但,她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她的儿子让·马斯科罗等编撰的家庭影集《杜拉斯:真相与传奇》[12] 中揭出:少年沦为亲人与情人贪婪的对象,成年与一个个“情人”建构的“乌托邦”沦为泡影,杜拉斯的爱情观颠覆世俗。基于一,越南土地上的“丧失”浸淫了她的灵魂,没有人强大、宽厚到暖透她的生命;其二,她选择“革命”,爱人们却堪破了“革命”的虚无;其三,她同样堪透了“革命”的虚无,但为了所有的“无产者”,像她的童年一样“孤零”的人们,她“破坏”又“建构”,打碎了又重组,“写作”成了她与世界“握手”的唯一方式。

  除了在作品中“弑父”,“弑兄”,“射杀”了情人,杜拉斯在两件事情上完成了由“女孩儿”、“女人”到“颠覆者”、“人文作家”的嬗变。其一,入党与退党。她加入了共产党于1944年巴黎被占时期,是圣日耳曼代普雷支部的秘书,她的家是革命同志集结聚会的地方。但她发现意识形态不应该过多地介入创作,这与“党”的教条相左。她被组织开除。其二,写作为弱者代言。她认为写作作为武器,比政党的口号更加有力。她的小说对文明的浮泛、人类的欲望深刻阐释;她的电影映现出同族的杀戮与异族的侵略;她的散文在深挖罪案的基础:他人眼中,巴黎是都市繁盛的象征;她的笔下,暴露的是巴黎郊区的罪恶。访谈节目中,她带着一个妓女,《和一个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谈话》,疾呼《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中《没有死在集中营里》[13]1的人们的命运。她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杜拉斯风格”,对绝望的精微洞察中熔铸了生命的破碎与挣扎图存,影响了好几代作家。

  “寄居者”是严歌苓的一个意象,[9] 指一个人没了精神归属,即使有了物理上的家,心灵也一直流浪;即使取得了某种成就,也只认定自己是母族文化的一个弃儿,他族文化的一个outsider。自传性散文中,严歌苓回顾,无论童年在父母的家,还是在美国丈夫的家,感受的都是“孤零”。“母亲爱父亲,不关心我;父亲爱名利与女人,不关心我。他们离婚了,而我必须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小棉袄。”城市青年必须上山下乡,小女孩一个人四处奔波,12岁考上了文工团,“这样我父母就达到了目的,说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14] ,儿子留在身边的庆幸远超于对幼女远行的担忧。两辈的悲剧表象上源于性格,实则与政治相关。父亲为强势人物代笔,母亲在剧团受人控制。父母的怀才不遇中,我堪透了人性的软弱。那个坚强的“代父”出现,文化部门的主管。对这个父母双重的“恩主”,小女孩又敬又怕又恨,她记住了父母的卑躬,这一笔纠结,她要长大。但缠绕过父母的梦魇追随着自己,强权无处不在。敬爱的“洪常青”无视少女的拳拳之情,“女连长”身为情敌,借“组织”的名义来处分少女[15]205,公报私仇。

  严歌苓报名参加自卫反击战,追求英雄主义的“大我”,却陷入了更深的抑郁。炮火连天中面对重伤的战士无助的、期盼的眼睛,她堪透了“英雄主义”的男性政治。回归家庭,她希望平稳的婚姻给自己归属。但“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是有别人介入的,但是这个‘别人’常常又不是固定的,……到该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15]206。再一次逃离,她到美国留学。吃过一个星期花椰菜,因为便宜;同时打好几份工,晨昏颠倒;做保姆,在饭店洗碗,以身心的疲累麻痹心灵,但失眠症如影随形,芝加哥的盗抢者也如影随形。恋爱了,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结婚了,生存与写作不得不仰他族鼻息。终于住进了“好区”的别墅,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吗?富人区像更加隔绝的“文明的监狱”,这个异族的“王子”,湛蓝的眼睛过于清冽。他怎么能理解一个东方小女人?怎么能知道她欠着父亲一个“作家”的梦,母亲一个“成名”的情结,怎么能知道一个出国前已经知名的作家,她所承载的责任的重负?就像他不知道当年她不得不当掉了他买的订婚礼服,交了房租,那种痛悔与无奈。她忘不了那些深夜高楼上的同醒者,故乡热土上的边缘人,异国漂泊的孤魂,污浊世事中的“密语者”与“赴宴者”,她要为他们代笔,替他们画像。

  三、“归来”与“放逐”

  第一类“凤凰女”形象中,人们看到穷困者如何攀附,人格怎样被扭曲,隐忍与积郁怎样化为仇恨,或化为力量,但这些“逆袭”的“凤凰女”是与“上层”或“主流”“双赢”或“共存”的。她们“把男男女女都当作自己的驿马”,在奔向“成功”的途中不加反思。第二类 “凤凰女”浸淫的是“精神的孤零”,杜拉斯是永远被祖国欺骗的“十五岁半的少女”,强烈的“犹太情结”;严歌苓是永远的“失眠者”,铭感于“主流”怎样疏离了“边缘”,贫穷怎样磨蚀了精神,“外嫁女”怎样咀嚼着流浪的况味。第三类“凤凰女”多丽丝·莱辛与郭丹,她们的自传体写作纠结的是文化夹缝中的尴尬,“归来”母国后的格格不入。其身份虚设与实存的矛盾在于:你以为你的出走四方、浪迹天涯是一种自为的选择,你是一个天生的旅人,世界与你同在。然,一踏上异乡,你就被抛出了既定的轨道,你归来故乡,以经验与历练致力于事业,试图融合于母国的主流大潮,但放逐的生活已对你产生可不可磨灭的影响,你也被认定了是那个“在外的孩子”。本节以多丽丝·莱辛的自传《在我的皮肤下》、《影中漫步》与郭丹的“自传体小说”《别爱苏黎世》论证“凤凰女”的“无家可归”。

  杜拉斯认为自己的家族是被法国殖民政府蛊惑与抛弃的人,严歌苓认为自己移民美国是父母政治灾难与个人婚姻不幸的延续,均“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能否定是,所有的个人漂泊均出于一定的自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父母与杜拉斯的父母一样被派往殖民地,但《在我的皮肤下》论述父母离国的动机,称“父亲”“不得不离开英国,他此时再也受不了英国了”(He had to leave England,for he could not bear England now)[16]6。郭丹在《别爱苏黎世》中借主人公之口一再强调,是女孩自己“闹着要来欧读书”[17]44,父母才筹措学费,遂了“我”愿。细读其“自传”,发现中西两个“归家女”道破了“故乡在别处”的虚无,也得出了“故土难回”的真相。

  《别爱苏黎世》中的女孩流转于世界,因为一种“骄傲而奢靡的坚持”。她对自我预期过高,“非世界名校不上”。然而世事难料,“她报名的学校几年内不招生”,只好花巨资去读私立大学。尽管是人人羡慕的名校,但这种“骄傲而奢靡的坚持”与第三世界国家女孩在第一世界的支付能力相称吗?作品揭出的第一层“真相”是:东方家庭教育中的唯心主义虚妄。父母为下一代孤注一掷,“砸锅卖铁”,过多地向孩子灌输“世界文明”的理念。尊严、骄傲、所向披靡过多地被作为家训,合适吗?“好学上进”是诗书钟鼎的民族传统,中国人自立于世界的“看家本领”,但也很可能引出另一种结局:他们或许正确地评估了孩子的潜能,却未能准确地估算出自家“锅”与“铁”的分量,更未对外部的世界分析调查。留学女孩发现:针对“文明”欧洲的复杂与冷漠,早年中国学校的道理“大而无当”,父母传授的多为“屠龙技”。“出国动用了大哥的私蓄,二姐的嫁妆和父母的棺材本” [17]132,但仍对就学国的学费、就业,包括婚姻市场的压力评估不足。仅凭一股子“不怕吃苦”的精神传承,就把家族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小小少年身体或精神的透支上,失败几乎是难免的。比如,除了一门心思期望孩子做Top student,父母预测了他们会“水土不服”,留够了他们生病或保险的款项了吗?

  但,向“世界文明”“进发”的道路是不可逆的。“从我离开中国的那一瞬起,我就已经没有家了” ⒄7。穷孩子念父母不易,不会向家人暴露“真相”。“父亲写信来嘱我多看新闻多读报” ⒄34 时,异邦的女儿哭了。“父亲”郑重地传承给“我”的“人生词典”,只言“坚持”,未谈“退缩”,“我”怎能辜负他的期望?况一个看见了“世界文明之光”的人,怎肯再回到“蒙昧”之中?她坚信自己够聪慧,够努力,善总结,不怕苦,但“文明”的西方是一个冷酷的世界。“我”“胖了一点点”,马上被模特公司辞退,想要在餐馆打工,也找不到空缺。过了3天只吃巧克力,没钱打电话的日子,应聘的通知才来。“那种透彻心肺的凉意,让我的灵魂也害了风湿”[17]5。

  《别爱苏黎世》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通留学女孩的目光揭破了西方“文明”的严酷。留学的岁月是“生命中最冰冷最凄惶最恐惧”。表面看源于女主人公的“阳春白雪”、“束之高阁”,实则是源于这贫富不均的世界,地域的、族群的、文化的差异深过裂谷。女孩最骄傲的资本是“功课好”,“所向披靡”,Top student,各类竞赛获大奖。表象看,她的骄傲有根有据,被欧洲顶级大学录取,靠打工,生活也有所斩获。但女孩,女孩的中国家长忽略了一项全球通则:为了保障本土居民的利益,外来者求学、工作的费用以天价计算。护照上盖了“限制工作”的章,微薄的津贴,怎能够抵平私立大学巨额的学费与富裕国家高昂的生活费?

  无奈的女孩暂时归国,在北京找了份工作,然北京已容留了太多的“淘金者”。女孩“幸运”,遇上独资公司的老板,被他赏识,被他求婚,她犹豫了——即使这男人名校毕业,甚至欧美归来,此刻却“满口粗话”,面带骄狂,对下属呼来喝去,与同行“锱铢必较”。“生活是一个机器传送带,前面的日子还没掉下去,后面的已铺天抢地的盖了上来,连呼吸的机会都没有,稍一松怠,就会被生活的齿轮活生生地切割粉碎”[17]36。她工作夜以继日,不愿亏待自己,不想人格上依附,但她似乎别无选择。

  “女孩”的不幸福是否可通俗地阐释为“水土不服”、“孤芳自赏”?肯定不行,因为任何文化现象都不能简单定论。只能说,经历了另一种文化,人们会形成一种比较的眼光,这种比较的眼光加上重精神,非物质的“童话”的过多的熏染,“公主”性自恋或人文式悲悯一旦成为她的立场,就让她放大了对世界不公、贫富悬殊的认识。小姑娘不再能享受简单的幸福,是因为她知道了还有瑞士那样干净、秩序、文明的国度,她不再可能享受在“好脏好乱好热闹”的公共场所吃包子。不是“包子”不香,她不饿,而是她认为,一个人还应有更高的趣味追求,更高的文明诉求。家乡在人际关系上不讲距离,也意味着较容易产生友谊爱情或知遇之恩,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易侵入你的领地。女孩成了老板“红颜”,他大嚷着“你吃我的,用我的,还敢说不爱我?还敢说和我在一起没有安宁感?”[17]170原来老板与打工妹是不可能情感上“相投”,地位上“平等”的,即使你会说4国语言,“日也做,夜也做”,也非被承认是他事业的“辅佐”,而他一直是你的“恩主”。她的坚守有理:寻找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即使没有爱,那种很深很深的安定感也是好的!”[17]263欧洲“文明”的世界,等级森严,种族隔膜;东方土地上,这些海外归来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权力精英”,他们“绅士”的面具下也充满了明火执仗的强权与傲慢。尽管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但北京也决不是“我”的家园。《别爱苏黎世》中的女孩最终还是逃回了苏黎世。

  地理与文化上的欧洲真地如“留学女孩”心存幻想的那样,相对代表了“世界文明”,特别是“真正爱情”的衍生地吗?血管里流淌着“蓝色的高贵”,从非洲归来的多丽丝·莱辛,作为白人女性,“贵族”的后裔,能够在工业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己的故乡伦敦,找到“那种很深很深的安定感”吗?

  《在我的皮肤下》记述了童年至1949年的生活;《影中漫步》写的是1949-1962年多丽丝·莱辛回到英国后的经历。与杜拉斯在越南的感受一样,在非洲这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童年的多丽丝·莱辛备感孤立。她父母双全,生活略强于杜拉斯,但还是辍学了,殖民地的生活决没有英国政府鼓吹的那样富裕。做过许多底层的工作,莱辛感受自己是被母国抛弃的孩子,但她也无法与非洲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参加左翼组织,嫁给职业革命家,都于现实无力,于己无补。对左翼运动失望,婚姻二次破灭,丢下了一双儿女,她回归强大的英国,寻找母亲教育中那种人道主义启蒙的光辉:“我们将找到雪莱、济慈、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简·奥斯汀的英格兰,我们将呼吸到充足的文学空气,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是文字的伟大支撑着我们,很快我们就将踏上向往的土地。[18]16”她庆幸自己与非洲人不同,“我是自由的。毕竟我还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18]1” 回归母国,她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作为以写作为业的人,她有没有像她敬仰的作家那样得以创造“人道主义启蒙的光辉”?

  她“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列颠古国物质与精神的凋亡。英国在“二战”中损兵120万人,政治经济滑坡。她在伦敦的立足是苦苦的挣扎。政府给她与儿子补贴,但杯水车薪。她变卖了母亲的首饰古董,做保姆、打字员、频繁搬家,根本没时间写作。非洲时,“我”已经出版了一本书,小有名气,曾经对英国生活有完美的设计:写作为生,干预社会。但她的梦想揭破了,出版社说“他们可以收录这本书,前提是我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18]5 “1950年,也就是我来伦敦的9年之后”,收入仍“很不稳定的”,“我发现要使我的收支相抵,我一周需要20英镑的收入”。[18]101趋于精神分裂,她重拾政治信仰。“我进入一个疏离于英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共产主义组织’”,沉浸于“重建不列颠”的“宏伟蓝图”。[19]69但当年在非洲,“共产党员的妻子”莱辛未能打破贫穷、暴乱与不公;回到欧洲,人文女作家莱辛再次亲历“革命”队伍中的背叛与溃散,她把不得不把生命的重心转变为寻找“爱”的归属。前两次婚姻,年轻的莱辛感到受制、颓丧与隔膜,一度酗酒。回到故乡,她要给儿子找到一个真正的家。

  但在母亲家族,与彬彬有礼的姨妈喝完了下午茶,她悟出了自己的“格格不入”。传统的英国人以刻板保守闻名,战后又滋生出拜物风,消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秩序、理性与文明。传主多丽丝·莱辛与她作品中的“安娜”、“埃拉”一样,遇见的“同志”、“战友”、“爱人”多为流亡者、外国人,他们在信仰的危机中早已解构了婚姻理念。她谈过几次恋爱,试图建立“完美的、真诚的、挚爱的友情”。“我曾经愚蠢地相信我将会和杰克一直生活在那里”,或楼上克兰西“打印机就像台机关枪”[19]192。然“愉悦的互相认同”刚刚还在,“这样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等“我”获得了“毛姆文学奖”,杰克马上说“一切都完了,真的”。这话“来自他黑暗的男性心灵深处 [19]108”。一个“女作家”冉冉升起,一个“女人”在男人眼中消失,“我”又回到“我”的孤零之中。浪迹天涯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为的选择,回归母国后的水土不服也是命运的必然,莱辛感受的是,无论在族群归属、文化身份,还是亲情爱情,精神层面上,现代人可能永远处于一种无可依托的飘零之中。多年后,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囊括了欧洲所有重要的文学奖如梅迪西(外国小说)奖(1976)、欧洲文学国家奖(1981),至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仍与杜拉斯的一样身处孤独。杜拉斯独自在“黑岩”写作,“摧毁”着旧世界,为“犹太民族”代言。多丽丝·莱辛与杜拉斯不同。某种程度上,她超越了女性的、阶层的、种族的偏见,不但是一个“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还对美苏争霸、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社会问题有所关涉,成为跨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她与杜拉斯相似的是,与以上的女传主们相似的是,她们揭示了“现代人”心无归处的存在主义精神本质。在非洲,母亲对多丽丝·莱辛施行英国贵族教育;在瑞士,中国女孩穿着俗艳的旗袍弹奏古筝。从A国到B国,回归A处时,流浪的女儿已回不到原点,也找不到新的起点。迷惘与反思中,郭丹把个人的际遇扩大至对性别、种族、阶级等概念的深思,多丽丝·莱辛“以怀疑主义、激情和想像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这是瑞典学院对多丽丝·莱辛文学成就的颁奖词。

  拉康的心理学理论中对“父亲之名”(le Nom-du-Père)进行过详尽的阐释。“父亲”的概念隐喻着社会权力与宗族秩序,远超于生理学意义上“父亲”的身份。父权社会中,“叔父”、“兄长”、“老师”、“情人”、“上级”、“丈夫”都可能以“代父”的形象出现,发挥其权力支配与情感保护的双重职能。忽略了中西社会中历史传承的,现代犹存的“父”的背景,把“女”的形象孤立出来,可以有多种道德与文化的阐释,“凤凰女”的个体人格也可以被褒奖或贬抑。但不能忽略的是,“父”所代表的主流与强大是坚不可摧的,在此基础上构成的“逻各斯”社会结构,民族、阶层、性别的隔膜是铜墙铁壁式的。女性作为弱势,一种“受”的对象,不是“施者”,其个人奋斗的拼搏有效,但也必然有限,命运的流转决不随己愿。无论是“逆袭”的,“弑父”的,还是试图以平等的姿态“归来”到父亲家族里的“女儿”,其身世的、精神的、身份的孤零,“弱势者、“边缘人”、“流散一族”的命运似乎都难以避免。只要“父权”的强势与人类的不公存在一天,其自我虚设的“反抗者”与“理想者”身份在很大的数量与程度上就难以实现,必然归之于一种“虚设”。

  作者简介:

    宋晓英,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贝尔格莱德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陶森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翻译小说《美国庞氏家族的奇幻人生》(花城出版社,2018); 课题报告《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中国国家社科项目, 2017年);论著《精神追寻与生存突围》(2006年)、《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2016)。完成了项目《山东“人才强省”的实现路径及政策机制研究》(2013)、《“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库 ”建设及应用研究》(2014)、《好客山东之旅游攻略》(2015)。发表了论文《英国“愤怒的青年”和中国世纪末城市写实主义小说之异同》《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分析》《论北美英文评论对莫言女性形象的误读》等。目前在研的项目有《齐鲁文化影响研究》。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法]保罗·莫朗:《香奈儿的态度》,段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海德里希:《时尚先锋香奈儿》,治棋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3]Francois Baudot,Chanel: Fashion Memoir,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1996.

  [4]Voguepedia. N.p., CoCo Chanel, May 2005. Web. 06 Oct. 2013.http://www.vogue.com/voguepedia/Coco_Chanel>,2015年8月27日。

  [5]Christian Duguay,Coco Chanel,Paris: France 2, 2008.

  [6]《可可·香奈兒》,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可·香奈兒,2015年8月27日。

  [7]常艳:《一朝忽觉京梦醒》, http://www.cunet.com.cn/news/HTML/65418.html,2015年8月27日。

  [8][法] 玛·杜拉:《物质生活》,王道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9]严歌苓:《寄居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10]郭小寒:《严歌苓:乐观的寄居者》,《北京青年周刊》2009年6月11日第4版。

  [11] [法]杜拉斯:《厚颜无耻的人》,王士元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2][法]阿兰·维尔贡德莱.《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13][法]杜拉斯.《写作》,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凤凰网文化视线主持:对话严歌苓,http://culture.ifeng.com/view/special/yangeling/,2015年8月27日。

  [15]陈燕妮:《遭遇美国:陈燕妮采访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16] Dorssing,Under My Skin: Volume One of My Autobiography, to 1949,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4.

  [17]郭丹《别爱苏黎世》,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英]多丽丝· 莱辛《影中漫步》,朱凤余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 [英]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陈才宇、刘新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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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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