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的比附定罪

2018-04-13 16:39:30 来源: 大众网 作者: 黄春燕

  与现代刑事立法相比较,我国古代法律最大的特点是绝对法定刑的立法模式,与绝对法定刑直接相关的就是法条的构成要件极为具体、细致,这种具体、细致的规定使得同一类案件的不同表现形态在立法中无法相应地表达,因此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罪无正条”的问题;而绝对法定刑这种十分精确的刑罚设置,针对同一罪名不考虑情节的差异而一律科以相同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罪有正条但刑无正条”的问题,即就案件的犯罪行为类型而言属于“法有正条”,即“罪有正条”,但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罚,或者 “法重情轻”,或者“法轻情重”。因此古代律典中的“法无正条”包括“罪无正条”和“刑无正条”两种情形。比附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比附定罪和比附量刑。比附定罪回应的的是司法实践中“罪无正条”的困境,比附量刑回应的是司法实践中“罪有正条但刑无正条”的困境。无论是比附定罪还是比附量刑,都反映了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导范式的推类方法对古代司法官法律思维的深刻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是探讨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比附定罪的问题。

  一.“类可推”——比附定罪的合理性

  比附定罪回应的是司法实践中“罪无正条”的困境,当运用比附进行定罪时必须注意到比附裁断是推类思维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这一本质特征。推类思维是我国古代在“推”的推理思维以及“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的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思维形式,是人们由已知到未知的认识手段和思维范式,是中国传统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1]。推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类”概念基础上的推理类型,是根据事物的“类”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所进行的推理。[2]因此,“类同”是推类思维的关键。

  为什么“类同”是推类思维的关键?因为“类同”才能“理同”,那么“理”是什么呢?“理”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理”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本质和特点,所谓“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1。“理”如何确定呢?应该以自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为根据,所谓“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2 。只有类同的事物,才具有“理”的一致性, 同类相推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荀子·解蔽》中提到“类不两可也”, 即是说同一类不可有两种事理,因为属于同一类的事物,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质,具有同一种事理。荀子又提到“推类而不悖”3,即是说根据类的关系进行推理不会产生错误,强调同类相推不会产生悖乱,因为“类不悖, 虽久同理”4,因为“类同理同”。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推类思维潜在的前提就是“类同理同”,所谓“以理长,以类行”5,这是推类的法则,也是推类思维合理性、正确性的关键所在。刘明明先生认为,“类同理同”是推类思维的内在机制, 关键要在“理”上推通,这是中国古代对推类的逻辑要求。[3]进行推类思维时,要求事物a与事物b必须是同类,即具有相同的本质、相同的“理”,如果事物a具有某个特性r,那么可以推出事物b也具有特性r。推类的运用,必须首先知类,事物之间存在各种规律性的联系,要根据经验正确区分事物的类别,每一类事物都有自己的本质特性,在掌握事物本质的基础上,抽取类之“理”,然后据“理”以推。可见,中国古代的推类注重的是事物的内涵,注重从内涵方面理解“类”概念,因此这种推类注重实质性的分析,而不是形式的分析,其推理理论不是建立在外延之间的类属包含关系基础上的,而是以类同为基础的推理。“推类,它是以‘类’为基础、以‘理’为关键的,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就是‘类同理同’。或许可以说,这种‘类同理同’的观念,根本上导致了中国古代的推类不同于古希腊那种以概念外延间的‘类’包含关系为依据的三段论。”[2]“类同理同”是保证推类思维合理性的关键所在,崔清田先生指出,“重内容、轻形式是中国逻辑不同于传统形式逻辑的一个根本特征”,同时又指出,“推类正误的判定,离不开推类言说的事理内容”[1],因此,推类的运用,必须要“知其类”,“达其理”,这是从思维内容的角度即对事物正确认识的角度来解决推类思维的合理性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导范式的推类方法深刻地影响着古典中国人的法律思维,司法实践中的比附就是推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知,对“类”的判断和推理,就成为司法实践中比附裁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保证比附裁断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关键所在。

  《荀子·王制》中提到的“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中的“类”,不仅含有物类之意,还含有伦类之意。前者比如:“物类之起,必有所始……物各从其类也。”6物类指的是自然领域的各种事物的类属。关于伦类,比如:“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7、“伦类以为理”8。伦类指的是社会领域中情理的类属,指向的是人际间价值取向或伦理规范。荀子关于物类与伦类的认识,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对于“类”的认知和判断,而且对于古代司法官在实践中比附的实际运用的思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下面将以《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收录的“比引律条”作为分析的蓝本,以揭示在比附案件的裁判实践中,物类和伦类的相同是如何被认知和判断的,进而揭示比附裁断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总类”中的“比引律条”共有30条,使司法实践中典型的比附案件如何处理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该条在按语中写道,“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今略举数条,开列于后,余可例推。”[4]P908清朝的薛允升对该条作了历史的追溯:“前明律例之外,又有比附律六十余条,系嘉靖年间奏准纂入。盖因例无专条,即可援此,以定罪也。国朝屡次增删,只存三十条,仍其名为比引律条。”[5]P1311可见,在清王朝的屡次增删中,《大清律例》保留了这30条比引律条,因此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今略举数条,开列于后,余可例推。”通过这30条比引律条,我们可以管窥,在比附案件的裁判实践中,物类和伦类是如何被认知和运用的。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总类”中共有30条“比引律条”,其中涉及到伦类的比引律条有18条,涉及到物类的比引律条有12条。下表列举的是涉及到伦类的比引律条。

  

  序号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比引律条”的编号

   

  比引律条的内容

  1

  第十条

  杀义子, 比依杀兄弟之子律, 杖一百徒三年; 故杀者, 杖一百流二千里

  2

  第十二条

  奸义子妇, 比依奸缌麻以下亲之妻律, 杖一百徒三年; 强者,

  3

  第十三条

  奸乞养子妇, 比依奸妻前夫之女律, 其子与妇断归本宗; 强者,

  4

  第十四条

  奸义妹, 比依奸同母异父姊妹律, 杖一百, 徒三年; 强者,

  5

  第十六条

  奸义女, 比依奸妻前夫之女律, 杖一百, 徒三年; 强者,

  6

  第二十七条

  义子骂义父母, 比依子孙骂祖父母律, 立绞

  7

  第二十九条

  义子奸义母, 比依雇工奸家长妻律, 立斩

  8

  第三十条

  谋杀义父之期服兄弟, 比依雇工人谋杀家长之期亲律, 已行者, 立斩; 已杀者, 凌迟

  9

  第四条

  男女订婚未曾过门, 私下通奸, 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 杖一百

  10

  第七条

  既聘未娶子孙之妇, 骂舅姑, 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 杖一百。

  11

  第九条

  妻之子打庶母伤者, 比依弟妹殴兄姊律, 杖九十, 徒二年半

  12

  第二十三条

  伴当奸舍人妻, 比依奴及雇工人奸家长期亲之妻律,

  13

  第十五条

  奸妻之亲生母者, 比依母之姊妹论

  14

  第十八条

  夫弃妻之尸, 比依尊长弃毁缌麻以下卑幼之尸律, 杖一百, 流三千里

   

   

   

  15

  第一条

  僧道徒弟与师共犯罪, 徒弟比依家人共犯律, 免科

  16

  第二十二条

  弓兵奸职官妻, 比依奴及雇工人奸家长期亲之妻律,

  17

  第二十五条

  奴婢放火烧家长房屋, 比依奴婢骂家长律, 绞。

  18

  第二十八条

  骂亲王, 比依骂祖父母律, 立绞

  伦类,指的是社会领域中情理的类属,指向的是人际间价值取向或伦理规范,如“伦类以为理”9。上表中列举了18条涉及到伦类的“比引律条”,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案件发生在家族不同身份的成员之间如何比附处理,此类比引律条共有14条,其中前8条(即序号所标示的1-8)涉及到义子女与义父母之间的伤害行为如何比附处理,中间的6条(即序号标示的9-14)涉及到其他身份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行为如何比附处理;二是案件发生在家族以外的不同社会身份的成员之间,共有4条(即序号标示的15-18),比如徒弟与师傅之间、家长与奴婢之间等。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比引律条”共有30条,其中18条涉及到伦类的比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特别是西汉以来,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后,法律逐渐成为构建上下各有其位的差异性的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工具。瞿同祖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6]导论P1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等级所构成的,因社会成员身份的不同不仅其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其权利、义务也有明显的区别。孔子认为名分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0传统社会对于社会成员身份的确定非常细致,在社会领域,有贱民、平民、官吏、贵族之分;而在家族领域,亦有身份之别,家族成员有按服制原则所确定的尊卑、亲疏、长幼之分,在明清律典中更是将服制图列入卷首以资重视。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具,对社会上贵贱、良贱关系,对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进行规范,予以区别对待。我国古代社会对于身份的重视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必须与当事人的身份符合,使得传统立法对于不同身份的规定太过具体,而法律的具体性与其所涵摄的范围恰成反比,法律越具体,其解决案件的范围越小,因此法律的适应性大受阻碍。为了提高法律的适应性,司法实践中比附技术被运用。

  传统立法作为维护这种上下各有其位、各得其所的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身份。司法目标与立法目标的一致性,司法实践中必然要求司法官依据不同的犯罪主体按照其身份作出恰如其分的定罪处罚,否则,就不符合传统司法“情罪相符”的目标。对于一些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相犯的简单案件,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相犯的疑难案件,判断、确定涉案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则是司法官审判之要务。为了解决这些不能与法律无缝对接的疑难案件,司法官需要在现有法律中找寻进而确定与案件当事人的身份事实以及案件的行为事实相类似的律条进行比附处理,以使量刑目标与当事人的身份相符合。家庭领域中涉及长幼、尊卑、亲疏的案件,社会领域中涉及贱民、平民、贵族的案件,还有在事关徒弟与师傅、雇工与雇主、家奴与家主等涉及到尊卑关系的案件中,司法官的审判要务首先是确定涉案当事人的身份,并以此作为寻找比附援引相关律条的基点和关键。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比引律条”共有30条,其中18条涉及到身份的比附,大约占到了2/3,由此可见,身份比附在比附案件中的比重不可小觑。在我国传统社会,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因其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涉及到身份的比附案件的合理性在于伦类的相似,荀子说,“伦类以为理”11,在古代社会,伦类本身就是最大的合理性。比如《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比引律条”第1条“僧道徒弟与师共犯罪, 徒弟比依家人共犯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尊卑与家庭中家长与家人之间的尊卑关系相似,因此徒弟可以“比依家人共犯律”。 再比如第十条,“杀义子, 比依杀兄弟之子律”,在这里,义父、义子之间的尊卑关系与父亲与其兄弟的亲生儿子之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以比附处理;再比如第二十九条,“义子奸义母, 比依雇工奸家长妻律”,此处义子与义母之间的尊卑关系与雇工与家族中家长妻子之间的尊卑关系类似。当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现有法律中,无法找到既与当事人的身份事实、又与案件的行为事实相符合的法条,司法官就会本能地寻找与行为事实也许并不符合,但其罪刑却能与涉案当事人的身份最适当的罪名进行比附适用。比如:“比引律条”中的第二十五条“奴婢放火烧家长房屋, 比依奴婢骂家长律”,放火烧家长房屋是属于典型的财产犯罪,而谩骂家长属于侵犯名誉的犯罪,二者的行为事实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但是因为寻求量刑的适当,能够与身份恰如其分,“奴婢放火烧家长房屋”比附适用“奴婢骂家长律”。由此可见,律例中所彰显的法律精神、法律价值何在,就是司法官在决定比附裁断中寻找类的结合点时进行考量的重点。作为司法过程的主导者,司法官是将社会伦理以及主流的价值观通过多种方式输入律例规范的执行者。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比引律条”除了18条涉及到伦类的比附外,还有12条涉及到物类的比附,如下表:

  

  序号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比引律条”的编号

   

  比引律条的内容

  1

  第二条

  窃盗犯, 捕役带同投首, 有教令及贿求故捏情弊, 比照受贿故纵律治罪

  2

  第三条

  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 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 杖八十

  3

  第五条

  打破信牌, 比依毁官文书律, 杖一百。

  4

  第六条  

  运粮一半在逃,比依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律, 杖一百。

  5

  第八条

  遗失京城门锁钥, 比依遗失印信律, 杖九十,徒二年半

  6

  第十一条  

  考职贡监生假冒顶替者, 比照诈假官律治罪

  7

  第十七条

   

    偷盗所挂犯人首级, 丢弃水中, 比依拆毁申明亭板榜律, 杖一百, 流三千里

  8

  第十九条   

   

  兄调戏弟妇, 比依强奸未成律, 杖一百, 流三千里

  9

  第二十条

  拖累平人致死, 比依诬告人因而致死一人律,

  10

  第二十一条

  官吏打死监候犯人, 比依狱卒非理凌虐罪囚致死律, 各绞

  11

  第二十四条

  奴婢诽谤家长, 比依奴婢骂家长律,

  12

  第二十六条

  弃毁祖宗神主, 比依弃毁父母死尸律,

  中国古代有缘法定罪的思想,亦有“断罪引律令”的规定,比如传世律典唐、宋、明、清律典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形式,官方一直表达了一种严格的规则主义的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讲,“规则至上”的法律适用中的“规则”必须具有一定的涵摄性,能够使外延较宽的概念涵摄外延较窄的概念,能够将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涵摄于作为大前提的法律所描述的构成要件之下。但是,在古代中国,为了限制和防止司法官审判案件的恣意性,统治者总是采取列举主义和具体主义的立法模式,此种立法模式虽然能够有效限制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却导致了法律规则所能涵摄的案件范围狭窄,法律适应司法实践的能力大受阻滞。所以,实践中司法官经常被“律例有限、情伪无穷”的难题所困扰。通过以物类的相同或相似为基础的推类思维模式寻求适当的法律依据,以弥补律例过于具体、细致的缺陷,是司法裁判中比附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

  《大清律例》卷四十七有12条“比引律条”涉及到物类或事类的比附。从中我们可以管窥推类思维是如何在比附案件中展开的。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疑难案件需要比附定罪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案件事实与法律所拟制的事实模式中,寻找并论证物类或事类的结合点。司法官在正确掌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分析、总结相关律例所构建的非常具体的事实构成模式,然后依据律例所拟制事实的特征,或者是根据立法者设立此条的立法精神或立法目的,对律例所拟制的过于具体、概括性不足的事实模式进行一定的类的总结、归纳,并进而判断、论证案件事实与律例规则是否具有类的结合点。比如“比引律条”的第三条,“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 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 杖八十”。首先从“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 杖八十”这一律条中所拟制的事实模式出发,对律条过于具体化的行为模式进行概括化总结,针对法律中描述的事实构成要件“禁止销售插和沙土的食盐”,因其具有伪劣产品的特性,此法条的立法精神在于禁止销售伪劣产品,销售“灌水的猪、羊肉或者插和沙土的米麦”与销售“插和沙土的官盐”,尽管“猪羊肉、米麦”和“食盐”是不同的食物,因为“灌水、插和沙土”而使得案件事实中的“发卖猪羊肉、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与法条中拟制的事实“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具有物类的相同性,即销售伪劣产品,这样在案件事实与相关律例所拟制的事实模式之间建立了类的结合点,因此“发卖猪羊肉、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 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律, 杖八十”。 再比如,“比引律条”第五条,古代的信牌,指的是置放于州县的一种信物凭证,凭借此可以拘提人犯、催督公事[4]P145,信牌与官文书都属于记载官府事务的信物凭证,二者在这一点上具有物类的一致性,因此“打破信牌, 比依毁官文书律, 杖一百”;再比如,“比引律条”第八条,因为城门锁钥与印信在关防之物这一特性上具有物类的相同点,因此“遗失京城门锁钥, 比依遗失印信律, 杖九十,徒二年半”。

  《大清律例》中的“比引律条”涉及到的比附定罪比较经典,即便以今天的视角看比附的运用也是相当准确的。在一些传世的案例汇编中,涉及的一些比附定罪的案例也比较经典,试举下表中的几则案例12说明。

  

  序 号

  时 间、案 由

  处 断

  1

  道光十年,柘城县王有与缌麻表兄辛士修之妻刘氏通奸,经辛刘氏之母刘三妞查知,并将女送回夫家,辄因贫难度,即将刘氏许嫁与刘彦章为妻,尚未成婚。

   

   

  律无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照问拟,刘三妞应比照“逐婿嫁女杖一百、未成婚减五等”笞五十

  2

  道光十一年,曹玉书因贫病交迫,将妻曹陈氏嫁卖,嘱令娶主王潮富抢回成婚,致氏羞愤自尽。

  比照“孀妇自愿守节、夫家抢夺强嫁、孀妇不甘失节因而自尽者、夫之祖父母父母杖一百、徒三年”例拟杖一百,徒三年

  3

  道光十二年,王方第系张方氏故夫张方旭缌麻表兄,张方氏因夫故子幼,起意招赘王方第为夫。曾向张方旭之叔张鸣岗告知,央令主婚不允,自行作主成婚。

  比照“娶同宗缌麻亲之妻律”杖六十,徒一年,并离异。

  4

  道光九年,泌阳县余得耀因向田黑汉调奸未成,业已服礼寝息。嗣张光修查之耻笑,适被田黑汉听闻,当时哭詈不依,旋即悔忿自缢身死。

  余得耀应比依“调奸妇女未成、和息后因人耻笑、本妇追悔自尽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5

  道光八年,刘介系受卷所承办书手,管理墨卷是其专责。乃因受卷时人多拥挤,不及清查,以致遗失汤镕等二三场墨卷各一本。

  例无治罪专条,惟墨卷收受在官,即与官文书无异,应比依“遗失官文书律”杖七十。

  6

  道光八年,光州陈卯畜养猴狲,咬断系绳逸出,咬伤幼女李二妮身死。

  查猴狲性本不驯,正与马牛诸畜相等,陈卯应比照“马牛及犬拴系不如法因而杀人者、以过失杀人论、过失杀人准斗杀罪收赎律”收赎,追银给领营葬。

  7

  道光四年,陈二娃驱牛犁田,本有防制之责,乃因牛只不肯下水,辄用鞭扬打,以致牛只拖翻犁惊跑,撞伤傅三娃左太阳身死,虽非该犯意料不及,究属疏忽。

  惟查律例内并无牛只被打后惊跑、以致杀伤人者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律问拟,陈二娃应比照“马牛拴系不如法因而杀人者、以过失杀人论”收赎。

  案例1,根据《大清律例·户律》中“逐婿嫁女”的规定,“凡逐(已入赘之)婿嫁女,或再招婿者,杖一百,其女不坐。”[4]P206案例1比附定罪的类同点在于父母二次嫁女的行为,将二次许嫁“已嫁之女”比附二次许嫁“招赘之女”的行为进行裁断;案例2中,曹玉书之妻虽非孀妇,但因其夫“卖妻,致被抢娶,不甘失节,因而自尽,与孀妇自愿守志、抢夺强嫁、不甘失节因而自尽者无异”,而“夫有专制之义,与夫之祖父母、父母相同”,因此将夫比照夫之父母、祖父母的抢夺强嫁行为进行裁断;案例3涉及到服制的比附,王方第所娶之妻为张方氏,而王方第与张方氏的故夫是缌麻表兄,此案将丈夫的缌麻表兄视为妻子的缌麻表兄,因此比照“娶同宗缌麻亲之妻律”进行裁断;案例4中当事人田黑汉为男性,被人调奸,后因被人耻笑,自缢身亡,“遍查律例并无调奸男子未成、和息后因人耻笑、致令悔忿自尽作何治罪明文,第名节所关,男女本无二致”,因此,余得耀本是调奸男子未成,比照“调奸妇女未成”的相关律例进行裁断;案例5,律例中规定了“遗失官文书”的行为如何裁断,对于遗失“墨卷”属于“无治罪专条”,但因为“墨卷收受在官”与官文书类同,因此遗失墨卷比附“遗失官文书”律裁断;案例6,律例中只是规定了“马牛及犬拴系不如法因而杀人者”,而对于猴狲没有相关的规定,此处的的类同点在于猴狲“性本不驯,正与马牛诸畜相等”,因此比附裁断;案例7是犯罪行为的类同,“牛只被打后惊跑、以致杀伤人者”与“马牛拴系不如法、以致杀伤人者”的类同点在于牲畜失去主人的控制以致伤人。

  以上7起案件,前4例是涉及到伦类的比附,后3例是涉及到物类或事类的比附。通过以上分析案件事实与律例规范构建的行为模式之间的类同点,我们可以得出,比附定罪在中国传统司法中不可缺少的理由在于法的构造本身。律例规范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详细区分的构成要件。法条的构成要件极为具体、细致,这种具体、细致的规定使得同一类案件的不同表现形态在立法中无法相应地表达,因此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罪无正条”的问题,这就产生比附定罪的必要性。而比附定罪的关键在于类同点的选择,清朝的王明德在《读律佩觿》对律母“皆”的精辟解释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皆者,概也,齐而一之,无分别也。人同,事同,而情同,其罪固同。即事异,人异,而情同,其罪亦无弗同也。盖缘全律中,其各罪科法,原分首从、余人、亲疏、上下、尊卑、伦序、同姓、异姓、老幼、废疾、笃疾、监守、常人,并物之贵贱,轻重,赃之多寡、分否,以及事情之大小、同异,各为科断以著其罪。此则不行分别,惟概一其罪而同之,故曰皆。”[7]P6应该说,作为司法实践中比附适用基础的物类或伦类与王明德在《读律佩觿》中对律母“皆”的分析旨趣相同,类的相同或相似保证了比附定罪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文节选自期刊《政法论丛》,作者:黄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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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刘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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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监测,2018年3月份在实体店中最畅销的书是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的《原则》,《5分钟商学院-管理篇》位居第二,《吴晓波企业史系列.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排名第三。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店采样监控系统监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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