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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小剧种的现实意义

2020

07/23
来源:

大众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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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

  作者:周爱华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项目简介: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山东民间小戏保护传承工程研究》(14CWYJ22)最终成果;

  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山东艺术学院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周爱华,山东艺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戏曲教育联盟副秘书长,山东省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学术专员,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第四章 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齐鲁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了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独特的审美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山东省戏曲资源丰富,剧种各有特点,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除了吕剧、山东梆子等流传较广的剧种外,那些流传范围较小的地方戏曲小剧种,基本以当地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农闲和节假日义务演出,以类似于自娱自乐的形式活跃着当地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曾经在经济欠发达、教育相对落后、其他娱乐形式较匮乏的广大农村地区,发挥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国家软实力以及在文化创新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从这个角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研究传统戏剧尤其是地方戏曲小剧种的传承保护问题。

  第三节 小剧种的现实意义

  小剧种与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现实需求紧密关联,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其持续时间最久、传播范围最广、最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宣传普及者;它是人类生存环境不可缺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载体,它所附含的浓郁的地域性特征,和人们对于故乡、宗族、童年的记忆混杂在一起,和怀古、怀旧、怀乡的情结混杂在一起,成为人的情感世界中最敏感、最温暖的部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演出事实本身。因此说,对濒危小剧种的挖掘和抢救,在本质上还是人类生存或者说高质量、更健康生存的自身需要,也是中华民族保持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薪火相传的需要。

  一、满足人类生存和民族发展的自身需要

  山东境内流行的地方戏曲剧种多样,声腔各有特点。这些小剧种主要在民间流传,是地域文化和民间意识形态的载体,反映了民间朴素、自然、健康、真诚的思想感情,凝聚着一个地域历朝历代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目前大约还有10个剧种濒危,它们已经没有可依附的剧团存身,如不紧急抢救,也会步其后尘,最终成为仅存于纸面的文字符号。

  戏曲发展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发展史一样漫长,这些已然消失或即将消失的小剧种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如果任其消失,就会造成整体文化脉络的断裂,失去让人安身立命、明心见性的精神家园,失去内在精神世界的无尽宝藏。近年来,国家和政府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尤其重视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职能部门和从业者们也经历了各种尝试,重新振兴日渐衰弱或者挖掘业已失传的地方戏曲。

  事实上,人们一刻也离不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否则人的生命就像缺少了阳光雨露,将会变得枯黄暗淡。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我们要丰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娱乐主义、个人主义,乃是求人格的尽量发挥,自我的充分表现,以促进人类人格上的进化。”关于如何丰富文化生活的问题,朱光潜先生解释说:“我分析我们生活的内容为‘对外的经验’,即是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了解、思维、记忆;与‘对内的经验’,即是思想、情绪、意志、行为。我们要使生活丰富,也就是在这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增加我们对外经验的能力,使我们的观察研究的对象增加;一方面扩充我们对内经验的质量,使我们思想情绪的范围丰富。”

  长期以来,地方戏曲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丰富各地人们的文化生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小剧种更是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民间性特征,是当地文化、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生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他们根深蒂固并世代传承的文化铬印。人们凭借“对外的经验”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观察、了解、思维和记忆,然后艺术地反映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凭借“对内的经验”即思想、情绪、意志、行为等与戏曲作品交流,在作品中观察自我,改变自我,引领精神。可见,丰富多彩的小剧种既可以丰富我们“对外的经验”,也可以丰富我们“对内的经验”,它给人们带来的沉浸感,可以最大限度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缓解各种外来与内在的紧张和压力,规范各种失范和异化行为,并促使人们向着“诗意地栖居”这个理想生存目标努力。

  二、提升审美水平和道德水准

  小剧种的剧目大多改编自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者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它们一方面以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提供娱乐,有时候还带有仪式化意味,如婚丧嫁娶、开业庆典的演出等,在各地仍然比较普遍;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小剧种对于民间百姓的教化作用,影响尤其深远,其线性的结构、简单的戏文、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熏陶感染过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可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的基本价值观的形成都是从小时候听戏文开始的。

  各地小剧种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吸取和移植,表现出戏曲博大的胸怀和兼容性。它们在剧目内容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性,当然也有部分独有剧目,比如大弦子戏的《两架山》、《孙武子擂炮兴兵》、《金麒麟》,在其他地方戏曲剧种中就很少见。大弦子戏《两架山》借用明代正德年间发生的历史故事,表现恶人最终受到惩罚、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主题。剧中一名小官员贾屠亮在迎接新上任知府郑奉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可疑的问题,经过观察和多方审问,发现此知府乃是刘昌冒牌,于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奸臣刘瑾和刘昌父子陷害并追杀郑奉、企图篡权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故事最后,贾屠亮设计除奸,被推下山崖的郑奉也获救归来,一家团圆。

  类似赴任途中“遇害——获救——团圆”这样的故事在其他剧种中也有很多,比如柳子戏的《绣绒佛》,大意也是黄鉴得中进士,带妻子张月英和一双儿女走水路领凭上任,路遇歹人韩凤、韩虎,将黄鉴推入江中,张月英和一双儿女得神仙相助脱身,流落异地,黄鉴也被打渔人救下。后来夫妻凭借证物绣绒佛相认,一家团圆。

  不管是《两架山》还是《绣绒佛》,传达的都是善恶有报的朴素道理,惩诫恶人,劝人向善,同时,剧终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向观众传递希望和光明的信息。中华民族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为传统美德,并以之为做人的起码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原则,以此为主旨的作品在戏曲史上可谓不计其数。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经典戏曲作品,有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品在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上表现得同样出类拔萃,既培养了人们的审美能力,也提升了大众的道德水准,它们在繁衍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传播正能量,标榜正确的价值观,而这种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为标准的价值观,并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不会过时,它的现实性将与时俱进。

  三、保持淳朴善良的民风

  戏曲是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些历史故事中渗透的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仁爱的人道精神陶冶了一代又一代当地观众,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风情故事同样可以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让人追求真善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防止道德与人性的嬗变,保持淳朴善良的民风。在当今人文精神逐渐流失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戏曲在精神层面上具有道德重建的意义。德性伦理学家麦金泰尔说:“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回归传统,德性重建,将给这些小剧种活跃的地区带来更加真实可感的审美空间,让那些相对偏僻的乡村在淳朴善良的民风中和谐发展。

  1.有助于提高观众的精神境界

  小剧种的创作题材大多来源于历史故事,无论是杨家将、岳飞传,还是三国演义,观众在听书看戏过程中学习历史,直观感受到崇尚气节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仁爱的人道主义,从而反观自身,精神情操得到陶冶。

  和杨家将故事中的《百岁挂帅》相似,罗子戏中也有一出经典剧目《秦洪征西》,讲述的是明朝八十岁老臣秦洪,在面对大明附属国西岐国白牙太子造反、要夺取大明江山的紧要关头,不顾年纪高迈,带领秦氏一门挂帅出征,最终平定西岐国叛乱,西岐国两公主以寻夫为名最终归降。除了征西,秦洪还要应对佞臣暗算,但这些都阻挡不了秦洪的一腔爱国热情。该剧将秦氏一门忠君爱国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与西岐国交战过程中,秦洪不慎被西岐国大公主和二公主所擒。被擒期间,西岐国白汉公百般诱降,均被秦洪断然拒绝。剧情一波三折,内涵丰富,充满爱国情怀。

  这类作品往往会设计一些矛盾冲突,使忠臣的报国之路充满艰辛曲折,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可看性,另一方面正义的最终胜利也会鼓舞观众坚定信仰,向真向善向美,从中感悟做人的道理,提高其精神境界。

  2.有助于保持良好的民风民俗

  在戏曲作品中,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风情给观众以审美的感受,同时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防止道德与人性的嬗变,保持淳朴善良的民风。《赵氏孤儿》是一出著名的元杂剧,后世一直搬演不断,话剧、戏曲、电影、电视中都有。无独有偶,《罗衫记》也是一个养子复仇的故事,养父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矛盾冲突激烈,故事发展跌宕起伏。

  《罗衫记》讲的是河北涿州秀才苏云得中进士,在家候旨,正逢老娘大寿,圣旨到来,命其至浙江蓝溪县为官,即刻起身上任,母亲因为路途遥远,日后恐难再会面,便把整幅罗衫一撕两半,作为日后相见的标记。苏云夫妇辞别母亲带家眷上路。途经扬子江,不料遇到水盗徐能,徐能将苏云投入江中,但苏云之妻郑氏在船家姚大的帮助下,逃出虎口,后郑氏逃至荒郊产下一子。此时贼人徐能追了上来,将郑氏产下的一子抢劫,并作为自己的养子抚育,取名为继祖。后来郑氏幸遇官员王国辅营救,收为乳娘。后徐能养子继祖由姚大陪同进京赶考,路过三家村时遇到苏云之母,即自己的祖母,苏母思念儿子儿媳心切,便将罗衫交与继祖,嘱托继祖代其寻找儿子与儿媳。后继祖得中状元,封七省巡按,回乡途中拜谒退职官员王国辅,在游园中,郑氏冒死鸣冤,状告徐能杀夫夺子之罪。姚大见时机成熟,义愤作证,并出示罗衫为据,案情真相大白,继祖恍然大悟,将匪盗一网打尽,冤案昭雪,合家团圆。

  《罗衫记》是茂腔的传统经典剧目,内容有所删减,鲁西北吹腔中也还保留有其中一折《汲水》,在其他地方戏曲剧种中也多有此剧目。此剧情节高潮迭起,人物形象生动鲜明。虽然大部分剧情充满着悲剧色彩,但结局却充盈着善恶有报的喜悦和团圆。特别是剧末姚大大义凛然,出面指证徐能当年害人夺子的事实,徐能因而得到应有的惩罚,从此冤案平反,这一幕将整部戏的剧情带入高潮,告诫人们要与人为善,乐善好施,警醒世人谨防道德与人性嬗变,对推动形成良好的民风民俗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3.有助于激发观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小剧种作品中有大量公案戏,塑造了一批如包公、海瑞、狄仁杰等正直机智的清官形象,而其中最著名、最具有神话传奇色彩的非包公莫属。以鲁西北吹腔为例,其清代手抄剧本中包括《汗衫记》、《蝴蝶梦》、《双换魂》、《三宝殿》等,内容都涉及情况复杂、难以判断的问题和案件,而所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就是把悬疑问题的解决都归向于包公,使包公成为清正廉明、辩别是非、惩恶扬善的工具化符号,他所代表的刚正不阿的寓意也已经深入人心。

  大弦子戏经典剧目《包公私访化州》也是如此。该剧又名《徐洪抢亲》、《王宝童告状》,讲述的是国舅爷徐洪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满朝文武忍无可忍,大家共参一本,圣上将其贬为化州一介庶民。徐洪虽被贬为庶民,但恶习不改,在化州霸占城隍庙为府宅,兴建百亩花园,并霸占王进道之妻黄秀英。化州知府苏尚不但不为民做主,反而助纣为虐,将状告徐洪的王进道关进大牢,秋后问斩。此时包拯奉旨巡查化州,路遇王进道之子王宝童,听闻王宝童冤情,包拯化作道人和疯癫之人潜入徐洪之府和化州牢狱收集证据,最终法办国舅徐洪、州官苏尚,为民伸冤。

  不仅如此,包公还常被塑造成人力与神力的结合体,他可以“日断阳,夜断阴”,像前面提到的鲁西北吹腔的《汗衫记》、《蝴蝶梦》、《双换魂》、《三宝殿》,都是冤案形成、主人公游走于冥府后,遇包公追到阴间明断,然后起死回生。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不会发生,却表达了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假想中的神鬼世界和现实生活一样,惩恶扬善,使观众相信正义的力量,“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他们相信哪怕身处困境,前面依然会有美好的生活,只要有包公这样的清官在,就没有伸不了的冤和报不了的仇。

  四、丰富历史文化知识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祖先勤劳而富有智慧,为我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经过历代艺术家的揣摩、创作、实践,繁衍出了令国人骄傲、世界称奇、丰富繁荣的地方戏曲剧种。

  1.使观众的历史文化知识得以丰富

  小剧种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个小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这些小剧种以历史故事戏居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所了解的历史故事大都从戏文中直观得来,比如包公断案、桃园结义等历史故事被改编为戏曲后,乡民们才得以在劳作的空余了解这段历史故事,既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知识,也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份色彩。

  在各个小剧种中,有着许许多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是非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取向。其正面人物作为社会的楷模,在每一个时代伦理道德的建设中,起到了标杆立榜的作用。当社会处于黑暗的时期,有些人物形象成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希冀;而有一些人物形象则成了引导人们不畏艰险、奋力拼搏、保卫民族渡过难关的号角和旗帜。普通百姓感受历史人物正义凛然的事迹,也正是他们接受历史教育的过程,文化积淀和历史底蕴自然会随之提升。

  在这些小剧种作品中,创作者们多以历史故事表达观众对理想生活的期望值,它不以单纯地“摹拟历史”为能事,而是以客观事物为载体,以观众审美理想为媒介,塑造典型的舞台形象。仍以“清官戏”为例,其内容主要描写清正廉明的官员,或平反冤狱、为普通百姓撑腰做主,或在政治斗争中反对权豪势要者的昏暴贪婪。在封建社会的黑暗时期,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最高统治集团,往往出于本阶层狭隘利益的需要,会无限度地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与掠夺,人民饱受摧残,过着生不如死的非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正直廉明而有远见的官员,他们不怕丢官,甚至不怕杀头,与邪恶的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最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是底层的普通百姓。所以,清官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百姓来说,无疑是照亮黑暗世界的太阳、滋润万物的雨露、驱逐严寒的春风。因此,人们对包拯、海瑞等清官有着深厚的敬爱之情,甚至将他们看做是艰难人生中的精神支柱。

  很多小剧种都搬演了《铡美案》一剧,其中的包公不但不畏惧高官重臣,连皇室成员,他也一样敢于绳之以法。戏中的陈世美为了保住现有的荣华富贵,不但要停妻再娶,还丧心病狂地要杀死结发的妻子和自己的亲生儿女。当公主责问包公“你要问他什么罪”时,包公毅然说:“定付铜铡不容情”;当国太表示只要不铡驸马,“把你的官儿往上升”,包公则一口回绝:“绝不卖法做人情”,还表示“宋王爷到来也不容”,终于以“欺公主,瞒圣上”、“杀妻灭子”的罪名铡了薄情寡义、心狠手辣的陈世美。

  由此可见,小剧种借助于历史上确有的人物来感染观众、教育观众,一方面为人们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照进了一道光,照亮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从戏曲作品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丰富其文化知识,提升其历史底蕴。

  2.让观众通过作品观照历史反思自己

  小剧种虽以历史故事戏居多,但是在编排的过程中渗透着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同时还要考虑到观众的审美愿望,因此会对历史进行加工改造。许多历史故事与历史史实是不相吻合的,甚至是矛盾的,其中蕴含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感。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以诗歌为例,指出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以诗歌为例,说明文艺作品传递的内容,可以培育想象力,提高观察力,既有自然科学的知识,也有为人处世的道理,还有欣赏美的愉悦。文艺作品真实反映社会政治和民俗风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伦理道德的风尚。戏曲作品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之一类,又多以历史故事为依托,因此也有使人互相交流感情、明辨是非的功用,它会让人们对照历史故事来进行自我反省,将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鉴戒的依据。

  以蛤蟆嗡《武训舍情》为例。该剧以冠县历史文化名人武训为主人公,以其行乞终生、兴办义学的传奇故事为题材,选取武训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舍去七情六欲、放弃天伦之乐的创作视角,从心理、生理和情感等角度挖掘武训的办学事迹,以及与桃花、梨花、杏花的情感纠葛,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情操高尚的武训形象。他不为情所困,终身未娶,狠下心来舍弃了所爱之人,舍弃了七情六欲,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为理想终生不娶,最终行乞办学成功的感人故事。这一感人故事的背后是用爱情的牺牲来做铺垫的,观众看完这看似圆满的大结局后,内心不禁进入深一层的思索与拷问。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最难做到的就是“舍”,送上门的女人、送上门的“爱”不要,这种本能的把持,是常人难以理解也难以做到的。《武训舍情》让我们在惋惜武训爱情不能圆满的同时,更多地是对于人生、社会的反思,让观众通过一部作品去感受人生的价值,在历史中寻找生命的皈依,在生活中反思欲望的取舍。

  3.教会人们知荣明耻和为人处世

  小剧种作品搬演历史故事,对于大多数不能识文断字的老百姓来说,可以让人形象地了解历史,起到启蒙教化的作用。陈独秀曾经以“三爱”笔名发表《论戏曲》,他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这些论点,都是立足于戏曲能够教育大众、陶冶性情、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之上。各具特色的小剧种就像一部部教科书它总是在愉悦观众的同时,褒贬世风、惩恶扬善。在给人以精神享受的同时,陶冶情操,布化德教,启人心智,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明辨美丑、善恶、是非。

  这些作品以历史故事为依托,塑造了一系列忠臣义士、巾帼英雄。鲁西北吹腔《挂龙灯》讲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欲纳西凉乐女韩素梅为妃,郑恩作为开国功勋和赵匡胤的结拜弟兄,坚决阻止,以死相谏。他们“为国忘家”、“为国舍家”,他们对君王不理解忠臣、权奸陷害忠臣的现实也心存抱怨,但他们的忠君信念却至死不变。鲁西北吹腔中还塑造了众多敢爱敢恨、有血有肉的女性人物,如《韩江》、《抱盔头》、《金家庄》等,分别从不同侧面塑造了樊梨花外表坚强、内心柔弱、渴望真心爱情和家庭温暖的女性形象,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国女性大胆泼辣、智勇双全、嫉恶如仇、胸怀坦荡的优秀品质。这些戏曲剧目,能够让观众明白做人的道理、领悟真善美的内涵。各个地方剧团排演的岳飞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以及新时期以来的许多优秀剧目,都是通过讲述是与非、善与恶、忠与奸的故事,褒扬家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生动地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

  寓教于乐,寓理于情,是戏曲之所长,这对于小剧种的观众显得尤其合适。戏曲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历史的教育,接受作品中传递的中华美德,形成了直爽豪迈、厚道淳朴、追求仁义的精神品质,从而具备了优秀的文化内涵,并反过来进一步应用于小剧种创作,使其作品质量得以提升,并更好地传承下去。

  五、解除现实与精神的困惑与迷茫

  世纪交替,社会变化频仍,传统文化被解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精神的皈依。正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里所说:“农村又成了一块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地方戏曲是培养乡民追求智慧和美德的重要途径,通过形式各异的演出培养人们的审美敏感和精神愉悦,符合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乡民们最直接的伦理关怀,是培养其精神愉悦和心理自制的先决条件。“人类精神结构由科学认知体系、精神信仰体系和审美艺术体系三个板块构成。……审美艺术以其特有的方式、机制和路径,构造、推动并引导着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生成、变迁和发展。”

  曾经,农村青年一代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困惑和迷茫,“挑篮子拾粪,没头没奔”,田庄村唱吹腔的赵连仲老人这样直观形象地表达年轻时候的自己。直到学习了吹腔,他才在学戏中找到了乐趣,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学戏抄剧本。虽然几乎没有上过学,但是凭着当年抄剧本的功夫,他练就了一手好字。他对吹腔的学习和传承更是精益求精,曾在 50 年代初期全省文艺汇演中获得过三等奖。对吹腔的学习和接受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虽然吹腔于他来说并没有为其消除经济的困顿,但是却为他带来了精神的愉悦,而这也正是地方戏曲艺术独立的审美精神。

  赵连仲老人年轻时的经历绝非少数人的个案,它充分体现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带给人的审美的力量。过去的岁月,人们更多经历的,是物质生活困顿、精神生活缺乏带来的迷茫,地方戏曲作为为数不多的娱乐形式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前行的动力,从而在困境中不绝望,依然感受生活的美好。今天这个时代,境况和过去的岁月完全不同,人们享受着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置身于全球化、高科技、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了一场精神生活的巨变,精神的追求如何超越肉体的欲望,对艺术的感受和评价如何不沾染肆意在阴暗角落里的铜臭气,李逵如何不被李鬼打败,成为当下人们新的精神困惑。

  而所有这些新的、旧的困惑,都需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寻找答案。我们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过程中要懂得回归,这样才不致于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这样李逵才能有坚守,而不是愤然于社会的不公或者伯乐的无能,投机取巧,让自己退化为李鬼。社会转型期有太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再美好的初衷、再缜密的方案都会有被人利用和钻空子的可能,只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社会转型期的特点,而所有这些问题也都是暂时的,是可以合理解决的。我们依然相信这个社会需要对正义、诚信、善良、美好的坚守,它根植于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时会迷失,却从来不会远去。

  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地方戏曲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它对于历史与现实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虽然我们曾经视而不见,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不深刻地反思,它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替代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也正是因为有内在的文化传统作为纽带。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在从古至今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中萌生、发展、传承的,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也将因为泯然于众或者消失于异域文化而不复存在。也正因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存在,人们在遇到短暂的现实与精神困惑时,才能回归传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

责任编辑:徐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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